被压制的未来名臣
练子宁、周是修等人，于建文朝表现耀眼，但不得大用。笔者将他们归结为“供职”。意即，他们作为低级官员，不能参与重大决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难的长长名单里，他们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练子宁、周是修。不过，作为整体来看，中低级官员，大部都马前迎降，其中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成为永乐以后几朝重臣。
尽于本职、反对齐黄，成为练子宁、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两大主要行迹。齐黄谋国不臧，削藩、战事亦不甚顺利。二人又独揽大权、压制言路，用人亦独断专行——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便造成极大的反弹。
建文末期，朝廷爆发了一场政争：
太宗文皇帝靖内难之师已渡淮，在廷公卿仓惶失措，坦行甫与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误国。书下廷臣，及两人议，用事者怒，盛气以诟两人，两人屹不为动。左副都御史练安言：“国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顾所论吾过，有即改，无则加勉。”诟者愧而止。
本传的传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萧用道。他本人并未殉难。这段政争，也多见于练子宁、周是修传记，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内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读来，其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之气，仍真实可感。
从此处亦可窥见建文朝中绝非一团和气，亦非简单的文武之争。即在文臣之中，也是“问题成堆”。派系、层次之分野和竞合，绝非泛泛。前述齐黄之去位，差可视为朱棣兵威和朝中政争双重作用之结果。
练子宁、周是修和萧用道发起的这一场政争，矛头指向的“用事者”为谁，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时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过，方孝孺素与周是修交好，“误国”者又非方氏。笔者推测仍是齐黄。齐黄虽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时往还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虽然不能完全被证明是方孝孺还是齐黄，但这场政争表明建文朝内部的倾轧和斗争，则是无可怀疑的。它足以解释，为何建文朝覆亡之时，中低级官员大面积投向朱棣，并未殉难。
推其缘由，解缙、杨士奇、杨荣、胡广等中低级文官，饱受齐黄柄国之压抑，于建文朝缺乏归属感，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在建文朝时期，他们能做的只是“供职”而已，建言献策甚至都遭压制。
“三杨”中有两位被齐、黄压制
建文朝覆亡之时，解缙、胡广、周是修、杨士奇相约殉国，最终只有周是修践诺。这件事在杨士奇、胡广、解缙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迹，广为人知。它表明：中低级文官中，除了少数以忠义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恋建文朝。他们投向燕王，谋求新朝能有一番作为，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建文朝人事的论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难战事，更深刻直接地影响到了建文改制。不过，建文朝的人事，又确与靖难战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谓建文改制因人事变动，而间接为靖难战事所影响，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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