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英才都去改制了
方孝孺、张紞、陈迪作为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发挥了“赞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齐黄二度去位后，方孝孺方始参与军国大政，直至建文朝结束。《罪惟录》的记载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学士辈讨论周官法度。
方孝孺于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实没有高估的必要。吴缉华、阪倉篤秀和大多数通论著作都认齐黄方三人为辅政大臣，实则不然。若论其参与赞佐、改制，则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齐黄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几乎不参与削藩、平乱的军国大事决策，史载“诏檄多出其手”或许为真，但诏檄无存，亦无法证其为非。
建文前两年方孝孺的主要职务，仍是传统的翰林院本职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职。与朱允炆讲论经史，撰写《郊祀颂》、《省躬殿铭》、《代董学士谢表》等应诏文章;
二、组织编撰图书。《明太祖实录》修纂，方孝孺为总裁之一。此外，方氏还应诏编过《类要》等书。周是修《送周判官诗文序》透露：
圣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厉精文治。……厥明年，复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载於典籍者，隐括类聚，分嘉言、善行、惩戒，以为各类之纲。……举中外士流以博洽闻者会於翰林，开馆武英殿之南廊，以从事而草创之。命文翰博士天台方孝孺总裁之，命侍读绍兴唐愚士、金华娄链、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属于传统的翰林文字之职。
三、主持应天府乡试。方氏《逊志斋集》有《应天府乡试小录序》，记载建文元年，他典应天府乡试之事。
除却传统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职务才是进行制度设计，主持改制工作。从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广泛推行了诸项改革，有关这一时期改制的时序系年，后文还要详述。朱允炆坐便殿，军国重事俱付齐黄，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辅政的名义，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谋，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后，方孝孺始参与执掌军政。方氏在军政上的主要表现有：
谋划使薛嵓假说燕兵，使辽东真定夹击北平;参与谋划离间燕王父子，使锦衣卫张安赍书往说燕世子，并险些成功;燕兵迫江时献策割地，使庆成郡主往说燕王，无功而返;南京危殆时请固守京城，并请若有不测，飞舸走蜀。
方氏画策，显然胜过齐黄一筹。割地若非缓兵之计，则略显迂拙。另外几计俱亦应时而发，虽未成功，亦非谋之不臧。
方孝孺颇有谋略，可惜未及时任用
建文末期两大军政失策：召还徐辉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没有史料证明是方氏所为。不过，有史料显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
方孝孺辈以愚士荐，上亦雅知其名，且谓曹国公之客贤，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学，延揽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韵奉答李曹公》：
元勋名誉动三台，德泽含濡被草莱。论道每陈经世略，匡时还用济川才。
李文忠还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谓其“非智非谦”。方氏与其交好，事顺理合。《逊志斋集》亦有内证：
曹国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名私第燕处之所曰春风和气堂，因友人林君公辅，属笔于某。某念童稚时，尝以文见先武靖王于济上，王喜而礼貌之，从容笑语，以国士见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声誉志业有光于前人。
李景隆兵败而一再获任，朝廷对其丧败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测，可能与方氏回护有关。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后期俨然已是辅政大臣，建文朝庚辰进士黄钺留下一本《黄给谏遗稿》，书中记载：
辛巳，以父丧归。其所厚翰林侍读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苏常镇京师之左辅，应北方之右臂也。君吴人，朝廷之近臣。今虽去，当有以教我。”钺曰：“三郡惟镇江为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篱也。童俊狡狯，不宜独任。吾近见上前，视远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测也。苏州府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必能独当一面。……”孝孺因钺附书，于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时已介入军政事务，臣下亦以此为言。“翰林侍读”当是仍袭旧称之误。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狯，却不能及时撤换，亦属谋国有失了。
张紞、陈迪作为吏部、礼部尚书，被赋予了主持改制之责。张紞、陈迪任官云南时便勇于开创，善于制作。张紞专云南，治行为天下第一，凡云南程式、贡赋、法令俱出其手。陈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
主持改制，赞佐朝政，遂成为方孝孺、张紞、陈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余各部尚书如户部王钝、刑部侯泰、工部郑赐，亦都能忠于职守，无愧六卿之任。
当建文朝覆亡之时，六卿殉难比例高达2/3，如若把两任兵部尚书齐泰、铁铉都算上，那么更达到5/7。六部等中央高级官署，于建文朝发挥了重要辅政功能，也与建文朝一同身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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