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一只企鹅在南非开普敦某餐厅空荡荡的停车场里晃悠。这家餐厅位于开普敦著名的巨石海滩,当时由于疫情的爆发暂停营业
利维坦按:
2021年4月,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The Year Earth Changed)正式发行。在这部刚出炉的片子里,威尔士的山羊结队走上没有人的人行道,奈良的小鹿啃起马路边的草,阿拉斯加的座头鲸也终于在恢复安静的海域重新跃出水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因疫情而起的全球大封闭期间,动物们因人类的闭门不出而涌现出新的活动模式。这不由让重新思考我们与我们所处星球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太多理由放任珍稀物种自生自灭了。
在平均750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的生物大灭绝中,每次都只有5%的物种能存活下来。这使得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多达500亿种生命,98%都早已腐朽为石油、化石或是一缕青烟。
长远来看,任何一种我们今天卯足了劲去保护的珍稀生物,也总有一天会消亡在时间里。不可避免的死亡一视同仁,是属于所有生命的礼赞。
个别物种的灭绝、一个门类的消亡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毁灭,都是生物史上最为常见的事情——或者说,最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而拯救只是延缓灭绝。
其次,物种灭绝又是强大的进化推动力。自然选择通过这一机制淘汰掉那些适应能力较弱的物种,让更为顽强的生物们茁壮成长。从古至今,末位淘汰是从未改变的自然法则。
有学者预测由于板块运动的存在,5000万年后欧洲将与非洲发生碰撞直至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陆,而这一改变将不可逆转地摧毁大量物种。但另一方面,新的物种也会相继诞生。而只有淘汰掉那些本就不适宜继续生存、走入进化死胡同的物种,才能腾出资源让更多潜在的新物种粉墨登场。
一只生活于四亿三千万年前的三叶虫所形成的化石,被认为有着所有生命里的第一双眼睛
再者,物种保护是项耗时耗力且极度烧钱的大工程。根据计算,拯救濒危物种的成本虽然可以低至白河棘鳍鱼的14.5万美元,但也可以高达红、绿海龟的1.538亿美元(这里指的是涵盖这两种海龟的一个恢复计划)。
而根据2012年的一项研究,全球光是花在保护陆地濒危动物上的开支,一年就高达761亿美元(其中包括遏制狩猎、建立保护区等支出),世界各地对鸟类保护的投入也超过650亿美元。花在海洋生物保护上的开销则可能更高。
联合国IPBES组织(全称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在2019年曾做过估算:未来几十年里,这颗行星上将有近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危机,而挽救这些物种于水生火热的费用将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把这些资源向解决水源和饥荒问题倾斜,又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与保护物种的庞大开支相关联,我们却连每年会有多少物种灭绝都弄不清楚。生物学家们甚至连这颗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种都莫衷一是——哪怕是在已经能估算出银河系中恒星数量的今天。
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文献中正式记录的地球生物大约有150万种(其中大多数都是昆虫)。而根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应该有多达20亿个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2016年的另一项研究则通过数据模型给出了一个更夸张的估值——1000亿到10000亿。
这意味着大量生物即便是灭绝了,我们人类也一无所知,因为在人类的知识框架里它们本就不曾存在过。
只有在相当偶然的情况下,一个物种的最后一根独苗才会在动物园或其他类似机构里死去——换句话说,在人类的视野范围里死去,比如最后一只旅鸽玛莎和巴拿马金蛙。
巴拿马金蛙
对于一个物种是否在严格意义上真的已经灭绝了,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得而知的。即便是死在公众视野中的独苗,我们也很难确定它是否是真正的独苗。
因此,在宣布某种物种是否已经灭绝的时候,科学家总是十分谨慎——如果过早地宣布,那么一切拯救的努力将会停止,反倒导致了该物种实际的灭绝,这被形象地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只可惜再谨慎的态度也无法阻止珍稀物种一个个地在远离人类的地方接替消亡,没有报道,也没有见证者。我们很难说一棵在无人森林里倒下的树会不会发出声音,但可以确定它们终将归于死寂。
我们已知的物种数量已经是生物总量的少数,而濒危物种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难免会让人怀疑如此大体量的保护工作投入,是否能换来足够意义的回报。
1985年首次提出“生物多样性”一词的哈佛昆虫学家E.O. 威尔逊将物种的灭绝形容为一场“巨大而隐蔽”的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的旁观者,人类难免会对这些濒临或已然灭绝的物种心生怜悯,尤其是面对那些因人类因素而灭绝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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