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在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下,明初早朝制度除了开朝时间频繁、开朝时间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开会时间长。如《明仁宗实录》所载,明初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大到军事行动,小到民间诉讼,往往参与早朝的有司所管之事,都需要一一进奏、讨论。

那么,在这么长的早朝时间里,如果官员感觉内急,应当怎么处理?

明代朝会那些事儿

朝会制度渊源已久,先秦时《周礼》便有记载。到了两汉时期,朝会在刘邦的授意下,鲁地儒生叔孙通将其制度化,其后历代因之。不同于许多人印象中的朝会议政,明代以前的历代朝会,虽然也有议政功能,但并不作为主要处理政务的场所,更多是作为一种礼仪存在,正所谓“礼莫重于视朝”。

这种情况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发生改变。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自元文宗以后,皇帝失去威权,燕帖木儿、伯颜到脱脱等相臣先后把持权柄,君主居于上被蒙蔽,基层行政混乱。至于君主被蒙蔽的根源,则是元代御前会议制度之弊。

在元代,受蒙古政治文化的影响,臣子权力如何往往视其与元室关系而定,政治参与极为闭锁,如历史学者萧启庆所形容的是“梯己奴婢”(主人家庭中地位最低的成员),这也决定了元代朝会的参与人数十分稀少。有资格参与御前会议的,大抵只有中书省、宣政院、枢密院、御史台官与怯薛亲随。同时,历史学界所谓“元代无常朝”的看法,也是因元代朝会时间、地点皆不固定,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奏事制度所致。

大明官员上早朝时 突然内急怎么办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佚名作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中,根据题记可得出左右下角有四位帝后的供养像。图中两名男子分别为“图帖睦尔皇帝”和“和世王束皇子”,即元文宗和元明宗

这样的御前会议制度自然阻碍了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朱元璋也引以为戒,扩充了朝会时政治事务的处理范围与参与朝政的有司范围,并将朝会制度化,规定了朝会的具体时间(以早朝为主)、参会流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明初朝会,是当时官员办公的主要场所。明代朝会制度主要参酌唐宋的“日参”“九参”“六参”(每月参与朝会的次数)等,不同的是,明初因袭了元代政治系统的一些特质,技术人员也有着较高地位,如翻译机关“会同馆”“四夷馆”在明初也颇为重要,因此,明初“日参”官员的数量比之唐宋有着明显增加。

除了官员外,明初“随朝观政”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学官、儒者、耆老等有时会奉诏前来,此外,勋贵将官子弟到一定年龄后也可以“随班朝参”,场面宏大,蔚为壮观。

同时,与前代常有因事罢朝不同,明初要求官员事必请旨,请旨后方可行政,因此,皇帝不得废朝堕政。为了不荒废政务,朱元璋一直秉持着能坚持就坚持的原则。在洪武一朝的记载中,《明史》《明实录》都鲜少见到明太祖罢朝的情况。在这套制度下,不说明初朝会之“繁”“密”让官员疲累,每场朝会复有“论政”“决议”“讨论”的流程,偶尔还要接受明太祖的“宣化”与“教谕”,下朝的时间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拖长,再赶上个身体不适、五谷轮回可怎么办呢?

官员内急了该怎么办?

明太祖朱元璋也非不通情理之人,有明一代的朝会制度,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过分庄严肃穆。

按照明代朝会制度,如是上朝议事时遇到紧急情况或身体不适,通报之后经允许时可以离去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凡近侍御前,毋咳嗽吐唾,如有旧患齁喘一时病发者,许即退班。或一时眩晕及感疾不能侍立者,许同列官掖出。”

若是咳嗽吐,或眩晕生病的,都可以告明原委后离去,要是站都站不稳,也可以由周围官员搀扶着离开。反而官员如若不及时离开而出现咳嗽、吐痰或步履飘浮的情况,倒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礼科官员记录下来,称之为“纠仪”。

虽然上述规定中没有提到内急,但事实上给了突然内急的官员以离开的借口。毕竟在朝会上,很难有官员会好意思直言内急之事。

明代官员尹直所著的《謇斋琐缀录》,也记载了借故离去并不属于失仪的相关事例:

“今制,早朝班定,鸿胪宣赞谢恩、见辞,行礼毕,各官奏事,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许引退自便……成化中,文华殿经筵,户部尚书昂以咳退出殿门外,俟讲毕仍同行礼,此予所亲见。”

讲的是,明宪宗时的一次经筵中,户部尚书马昂感觉不适,便称自己想要“咳嗽”,为避免失礼,请求退到殿外。明宫内有诸多宫厕、茅房(据晚明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与《明宫史》与其他相关资料指出,明宫中宫厕数量并不少且多数办公机构中也有厕所,因而对于上朝或者宫内办公的官员而言,如厕并没有太多困难),实际上参与经筵的官员也不知道马昂到底去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咳嗽完了回来,没被皇帝责备。而其他人则不敢先退,且多以为马昂此举属于失仪。(“余未见有敢先退者,盖昂尝为(鸿胪寺)序班,故在他见此不以为异,则以为失仪矣。”)

马昂之所以知道此事不算失仪,则与他的职业经历有关。马昂早年任职鸿胪寺,主掌外宾、朝会仪节之事,与礼部多有联系,知晓此事通报无碍,也不会遭到皇帝责怪。大多数明代皇帝,即便在朝会时,也算不上太过严肃,如隆庆阁臣高拱《病榻遗言》载:有次朝会刚一结束,隆庆皇帝便对高拱说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话:“有人欺负我。”明代君主或是由于明初洪武、永乐皇帝为草莽、行伍出身,不拘小节,其后多数皇帝在言语交流方面并无过大顾忌,若是真遇到内急,以咳嗽或身体不适为由陈情离去也不会有事发生。

大明官员上早朝时 突然内急怎么办

徐显卿宦迹图之皇极侍班

但如果不知道此礼节,想要忍住待到仪式结束,则更有可能失仪,甚至可能遭到处罚。

明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早朝时内急,不知是怕禀报失礼还是真的太着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宫殿前的台阶)失禁,在诸多同僚面前丢脸不说,还引得明英宗大怒,将其一降到底,贬为福建连江县主簿,从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陈道瀛奏祭祀,咳嗽失仪,遭到御史陆琳弹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谭纶因咳嗽被夺俸一月。可见,若明朝官员身体不适或内急选择忍耐,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比告退离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对于失仪的处罚多有杖责,隆万年间之后,罚俸、降调、去职则是主要手段。

这类失仪尚且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但在排班问题上的失仪,除了引起礼仪原则的讨论外,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朝臣之间的对立。所谓排班,即朝会时的排序。洪武初年规定,以品次排立。朱元璋下令制作百官班序牌,列宫殿前阶梯左右的木栅,规定文武百官上朝时需按排序排立,违反者要受到惩罚。

后来的明代皇帝虽多次强调,但实际上没能起到约束作用,关于官员上朝时品混乱等问题屡被提及。明武宗时期,文武百官例赴灵济宫学仪,成国公朱辅与定国公徐光祚争为班首,原本是成国公朱辅列于班首,而徐光祚则失仪欲与朱辅争夺,官司打到明武宗朱厚照那儿。明武宗各打五十大板,二人同时处罚,实质上则表明对徐光祚的支持,继而引发了勋贵之间的矛盾。

随着洪武、永乐这类强势君主的逝去,官员们逐渐也不再那么在意失仪的事情。据历史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中叶以后,明代朝仪逐渐无序,朝臣在朝堂上愈发肆意。对于各种乱象,明朝皇帝也有整顿的想法,《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年间,皇帝见到朝堂上毫无秩序大为光火,上谕发鸿胪寺,要求鸿胪寺整治朝堂上随意咳嗽、吐痰、窃窃私语的官员。

但显然,嘉靖皇帝的整治效果并不明显。万历初,甚至出现了百官服色、束带都未遵从规定;行礼时也出现了咳嗽、吐痰的现象。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时期的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的疏陈中:

“近日以来,朝仪不肃,人心滋玩。入掖则互叙寒暄,声闻上彻。及至丹墀,则转相回顾,嘻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倾跌失容,甚至称疾偷安,任情高卧。”

到了这时候,官员若在朝堂上告退前去解决内急,也不必如明初一般如临深渊,至于是否失仪,在意的人也越来越少。明代中后期的官员“失仪”行为逐渐增多的同时,早朝也越来越少,官员上班时内急的情况也就很难出现了。

荒废的朝会与摸鱼的君臣

明初的高压模式对皇帝与朝臣的治政态度有相当高的要求,也就注定了无法长久维持。即便在明太祖生前,许多奏事规则也发生了改变,礼仪变得轻松随意。不过,其作为主要政务处理的功能仍被保持下来,早朝处理不完就开午朝,午朝处理不完再开晚朝,明朝君臣仍然需要高压工作,内急的事应该也不少见,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时发生了变化。

宣宗英年早逝,英宗冲年即位,登基时仍为一孩童,无法承担朝会处理事务之责,更无法像父祖一般亲自裁定事务。一番争论下,诸勋贵与大臣达成共识,选择削弱早朝的理政功能,规定早朝奏事类目与数量(《春明余录》)。

此外,辅政大臣令通政司先一日将即将处理的事务交由内阁预先处理,皇帝只需照着回答即可。早朝奏事减少这一传统在英宗成年后并未取缔,而是因袭了下来,明朝君臣在朝会上开始了“摸鱼”阶段。其后的成化年间,又删减早朝特定日期的奏事数量,加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廷议等制度的逐步成型,早朝已经遭到沉重打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礼仪,除重大事件外,很少处理实际政务。明代具体的政务处理中心便由早朝移于内阁与六部。

到隆庆皇帝驾崩,神宗万历皇帝继位以后,张居正摄政,为顾及年少的万历皇帝,又将朝会改成逢每月三、六、九日和朔望(初一和十五)不到三天一朝,“日朝”从此不复存在。

除了规定的早朝日期减少外,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由皇帝主导的各种长期停朝的情况。如于慎行所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后,皇帝上朝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导致了“上久不视朝,是日遣内使言奏对数多,不耐劳剧”。

曾经风行于各类文学作品中“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这一说法,某种意义上,确实指出了万历皇帝的摸鱼和懒政,但其上朝次数虽少,也还没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夸张程度。万历皇帝的荒政在于其积压奏疏不发、官员任用迟钝与久不决策,就像是拖延症一般,而不是不上早朝。毕竟,彼时的早朝上只徒有其表,国事的讨论退居其次,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成为早朝的主要任务。这时,上不上早朝,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自明初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事无巨细一管到底,造就了明初繁琐复杂而又时间冗长的早朝,也让洪武、永乐时期的诸多官员不免遇到早朝时内急的困扰。朱元璋可以如此,却很难要求自己的子孙和他一样成为工作狂,早朝制度不免走向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况。

随着正统以后早朝政治功能的逐步削弱,早朝开会时间越来越短,朝会次数越来越少,一直到万历以后几乎不朝,困扰官员的内急之忧,也销声匿迹于明代的政局变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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