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在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下，明初早朝制度除了开朝时间频繁、开朝时间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开会时间长。如《明仁宗实录》所载，明初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大到军事行动，小到民间诉讼，往往参与早朝的有司所管之事，都需要一一进奏、讨论。
那么，在这么长的早朝时间里，如果官员感觉内急，应当怎么处理？
明代朝会那些事儿
朝会制度渊源已久，先秦时《周礼》便有记载。到了两汉时期，朝会在刘邦的授意下，鲁地儒生叔孙通将其制度化，其后历代因之。不同于许多人印象中的朝会议政，明代以前的历代朝会，虽然也有议政功能，但并不作为主要处理政务的场所，更多是作为一种礼仪存在，正所谓“礼莫重于视朝”。
这种情况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发生改变。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自元文宗以后，皇帝失去威权，燕帖木儿、伯颜到脱脱等相臣先后把持权柄，君主居于上被蒙蔽，基层行政混乱。至于君主被蒙蔽的根源，则是元代御前会议制度之弊。
在元代，受蒙古政治文化的影响，臣子权力如何往往视其与元室关系而定，政治参与极为闭锁，如历史学者萧启庆所形容的是“梯己奴婢”（主人家庭中地位最低的成员），这也决定了元代朝会的参与人数十分稀少。有资格参与御前会议的，大抵只有中书省、宣政院、枢密院、御史台官与怯薛亲随。同时，历史学界所谓“元代无常朝”的看法，也是因元代朝会时间、地点皆不固定，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奏事制度所致。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佚名作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中，根据题记可得出左右下角有四位帝后的供养像。图中两名男子分别为“图帖睦尔皇帝”和“和世王束皇子”，即元文宗和元明宗
这样的御前会议制度自然阻碍了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朱元璋也引以为戒，扩充了朝会时政治事务的处理范围与参与朝政的有司范围，并将朝会制度化，规定了朝会的具体时间（以早朝为主）、参会流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明初朝会，是当时官员办公的主要场所。明代朝会制度主要参酌唐宋的“日参”“九参”“六参”（每月参与朝会的次数）等，不同的是，明初因袭了元代政治系统的一些特质，技术人员也有着较高地位，如翻译机关“会同馆”“四夷馆”在明初也颇为重要，因此，明初“日参”官员的数量比之唐宋有着明显增加。
除了官员外，明初“随朝观政”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学官、儒者、耆老等有时会奉诏前来，此外，勋贵将官子弟到一定年龄后也可以“随班朝参”，场面宏大，蔚为壮观。
同时，与前代常有因事罢朝不同，明初要求官员事必请旨，请旨后方可行政，因此，皇帝不得废朝堕政。为了不荒废政务，朱元璋一直秉持着能坚持就坚持的原则。在洪武一朝的记载中，《明史》《明实录》都鲜少见到明太祖罢朝的情况。在这套制度下，不说明初朝会之“繁”“密”让官员疲累，每场朝会复有“论政”“决议”“讨论”的流程，偶尔还要接受明太祖的“宣化”与“教谕”，下朝的时间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拖长，再赶上个身体不适、五谷轮回可怎么办呢？
官员内急了该怎么办？
明太祖朱元璋也非不通情理之人，有明一代的朝会制度，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过分庄严肃穆。
按照明代朝会制度，如是上朝议事时遇到紧急情况或身体不适，通报之后经允许时可以离去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凡近侍御前，毋咳嗽吐唾，如有旧患齁喘一时病发者，许即退班。或一时眩晕及感疾不能侍立者，许同列官掖出。”
若是咳嗽吐痰，或眩晕生病的，都可以告明原委后离去，要是站都站不稳，也可以由周围官员搀扶着离开。反而官员如若不及时离开而出现咳嗽、吐痰或步履飘浮的情况，倒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礼科官员记录下来，称之为“纠仪”。
虽然上述规定中没有提到内急，但事实上给了突然内急的官员以离开的借口。毕竟在朝会上，很难有官员会好意思直言内急之事。
明代官员尹直所著的《謇斋琐缀录》，也记载了借故离去并不属于失仪的相关事例：
“今制，早朝班定，鸿胪宣赞谢恩、见辞，行礼毕，各官奏事，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许引退自便……成化中，文华殿经筵，户部尚书马昂以咳退出殿门外，俟讲毕仍同行礼，此予所亲见。”
讲的是，明宪宗时的一次经筵中，户部尚书马昂感觉不适，便称自己想要“咳嗽”，为避免失礼，请求退到殿外。明宫内有诸多宫厕、茅房（据晚明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与《明宫史》与其他相关资料指出，明宫中宫厕数量并不少且多数办公机构中也有厕所，因而对于上朝或者宫内办公的官员而言，如厕并没有太多困难），实际上参与经筵的官员也不知道马昂到底去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咳嗽完了回来，没被皇帝责备。而其他人则不敢先退，且多以为马昂此举属于失仪。（“余未见有敢先退者，盖昂尝为（鸿胪寺）序班，故在他见此不以为异，则以为失仪矣。”）
马昂之所以知道此事不算失仪，则与他的职业经历有关。马昂早年任职鸿胪寺，主掌外宾、朝会仪节之事，与礼部多有联系，知晓此事通报无碍，也不会遭到皇帝责怪。大多数明代皇帝，即便在朝会时，也算不上太过严肃，如隆庆阁臣高拱《病榻遗言》载：有次朝会刚一结束，隆庆皇帝便对高拱说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话：“有人欺负我。”明代君主或是由于明初洪武、永乐皇帝为草莽、行伍出身，不拘小节，其后多数皇帝在言语交流方面并无过大顾忌，若是真遇到内急，以咳嗽或身体不适为由陈情离去也不会有事发生。
徐显卿宦迹图之皇极侍班
但如果不知道此礼节，想要忍住待到仪式结束，则更有可能失仪，甚至可能遭到处罚。
明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早朝时内急，不知是怕禀报失礼还是真的太着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宫殿前的台阶）失禁，在诸多同僚面前丢脸不说，还引得明英宗大怒，将其一降到底，贬为福建连江县主簿，从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陈道瀛奏祭祀，咳嗽失仪，遭到御史陆琳弹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谭纶因咳嗽被夺俸一月。可见，若明朝官员身体不适或内急选择忍耐，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比告退离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对于失仪的处罚多有杖责，隆万年间之后，罚俸、降调、去职则是主要手段。
这类失仪尚且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但在排班问题上的失仪，除了引起礼仪原则的讨论外，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朝臣之间的对立。所谓排班，即朝会时的排序。洪武初年规定，以品次排立。朱元璋下令制作百官班序牌，列宫殿前阶梯左右的木栅，规定文武百官上朝时需按排序排立，违反者要受到惩罚。
后来的明代皇帝虽多次强调，但实际上没能起到约束作用，关于官员上朝时品级混乱等问题屡被提及。明武宗时期，文武百官例赴灵济宫学仪，成国公朱辅与定国公徐光祚争为班首，原本是成国公朱辅列于班首，而徐光祚则失仪欲与朱辅争夺，官司打到明武宗朱厚照那儿。明武宗各打五十大板，二人同时处罚，实质上则表明对徐光祚的支持，继而引发了勋贵之间的矛盾。
随着洪武、永乐这类强势君主的逝去，官员们逐渐也不再那么在意失仪的事情。据历史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中叶以后，明代朝仪逐渐无序，朝臣在朝堂上愈发肆意。对于各种乱象，明朝皇帝也有整顿的想法，《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年间，皇帝见到朝堂上毫无秩序大为光火，上谕发鸿胪寺，要求鸿胪寺整治朝堂上随意咳嗽、吐痰、窃窃私语的官员。
但显然，嘉靖皇帝的整治效果并不明显。万历初，甚至出现了百官服色、束带都未遵从规定；行礼时也出现了咳嗽、吐痰的现象。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时期的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的疏陈中：
“近日以来，朝仪不肃，人心滋玩。入掖则互叙寒暄，声闻上彻。及至丹墀，则转相回顾，嘻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倾跌失容，甚至称疾偷安，任情高卧。”
到了这时候，官员若在朝堂上告退前去解决内急，也不必如明初一般如临深渊，至于是否失仪，在意的人也越来越少。明代中后期的官员“失仪”行为逐渐增多的同时，早朝也越来越少，官员上班时内急的情况也就很难出现了。
荒废的朝会与摸鱼的君臣
明初的高压模式对皇帝与朝臣的治政态度有相当高的要求，也就注定了无法长久维持。即便在明太祖生前，许多奏事规则也发生了改变，礼仪变得轻松随意。不过，其作为主要政务处理的功能仍被保持下来，早朝处理不完就开午朝，午朝处理不完再开晚朝，明朝君臣仍然需要高压工作，内急的事应该也不少见，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时发生了变化。
宣宗英年早逝，英宗冲年即位，登基时仍为一孩童，无法承担朝会处理事务之责，更无法像父祖一般亲自裁定事务。一番争论下，诸勋贵与大臣达成共识，选择削弱早朝的理政功能，规定早朝奏事类目与数量（《春明梦余录》）。
此外，辅政大臣令通政司先一日将即将处理的事务交由内阁预先处理，皇帝只需照着回答即可。早朝奏事减少这一传统在英宗成年后并未取缔，而是因袭了下来，明朝君臣在朝会上开始了“摸鱼”阶段。其后的成化年间，又删减早朝特定日期的奏事数量，加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廷议等制度的逐步成型，早朝已经遭到沉重打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礼仪，除重大事件外，很少处理实际政务。明代具体的政务处理中心便由早朝移于内阁与六部。
到隆庆皇帝驾崩，神宗万历皇帝继位以后，张居正摄政，为顾及年少的万历皇帝，又将朝会改成逢每月三、六、九日和朔望（初一和十五）不到三天一朝，“日朝”从此不复存在。
除了规定的早朝日期减少外，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由皇帝主导的各种长期停朝的情况。如于慎行所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后，皇帝上朝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导致了“上久不视朝，是日遣内使言奏对数多，不耐劳剧”。
曾经风行于各类文学作品中“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这一说法，某种意义上，确实指出了万历皇帝的摸鱼和懒政，但其上朝次数虽少，也还没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夸张程度。万历皇帝的荒政在于其积压奏疏不发、官员任用迟钝与久不决策，就像是拖延症一般，而不是不上早朝。毕竟，彼时的早朝上只徒有其表，国事的讨论退居其次，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成为早朝的主要任务。这时，上不上早朝，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自明初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事无巨细一管到底，造就了明初繁琐复杂而又时间冗长的早朝，也让洪武、永乐时期的诸多官员不免遇到早朝时内急的困扰。朱元璋可以如此，却很难要求自己的子孙和他一样成为工作狂，早朝制度不免走向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况。
随着正统以后早朝政治功能的逐步削弱，早朝开会时间越来越短，朝会次数越来越少，一直到万历以后几乎不朝，困扰官员的内急之忧，也销声匿迹于明代的政局变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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