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办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大学
2002年1月，钱老在上大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对学校第十个五年规划及长期发展规划的设想”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学校长远发展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分四步走的战略设想。其中，“第四步是‘普林斯顿’加‘加州理工大学’的模式。一讲到理论物理、数学，就想到‘普林斯顿’；一讲到航天、原子能就想到‘加州理工大学’。我希望有一天，一提到某个学科领域，就想到我们上海大学。我的想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奔向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简单地说，这“第四步”就是要把学校办得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一样。类似的话他在学校也说过不止一次。很多干部、教师听说了这样一个办学目标都显得有点愕然，谁都认为，就我们目前这个水平，要能办成像普林斯顿大学或加州理工学院那样，似乎是遥不可及，这是不是他老人家“天马行空”，随口说说而已？非也！要在我国办一所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大学是钱老办教育的夙愿。
当年，钱老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就怀揣这个心愿。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为此而遭到严厉批判：“他的野心是想在中国办一个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溯其根源，他的这个“野心”早就有之，而且也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野心”。1939年，钱老在西南联大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同期考取了24位，就在他们即将成行时，欧战爆发，英国不接受外国留学生，所以这批人改赴加拿大留学。这批青年才俊，满怀科学救国强国的理想，在去加拿大的路上就立下誓言：凡是他们出国所学的那门学科“回来以后，这门学科用不着再送人出去留学了，留学是为了无须再留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果真在科学界成了彪炳史册的人物，成为我国一些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人。这批留学生于1940年9月抵达加拿大后，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同时师从辛格教授，郭、林两人专攻流体力学，钱则专攻弹性力学。郭、林于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就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而钱继续留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钱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年底应冯·卡门教授之邀也赴美国，到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担任研究工程师，与已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郭、林两位不期而遇，早在这个实验室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包括周培源、傅承义、孟昭英、胡宁等人在这一时期先后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不在同一个实验室，但是也都成了好朋友。钱老在他的《八十自述》中回忆说：他们是“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在2010年曾回忆说：“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当钱老提出，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像加州理工学院一样的学校时，不少干部、教师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总还是停留在“加州理工学院有那么大的投入，有那么样现代化的实验室，有那么强大的师资，还有那么厚实的历史积淀”，却偏偏忽视了加州理工学院最重要的传统——科学创新精神，忽视了那边一贯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钱老和钱学森、郭永怀之所以如此推崇加州理工学院，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科学创新精神及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的高度认同。三人相继回国以后，钱老早早地公开表达了这种认同，但遭受误解。郭永怀英年早逝，钱学森离世前几年，向助手直抒胸臆，畅谈了深藏心底几十年的这一心声。钱学森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到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位钱老为前一位钱老提出的上大长远发展目标做了一个毋容置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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