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十四日的“马嵬驿兵变”,在历史上算不上一个重大事件,过程也不复杂。然而,其知名度之高、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因为这个事件的内涵相当丰富,透过它,可以看到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特点。

  那么,这一事件何以发生?主谋,或者说策划者是谁呢?无可置疑,前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关于后者,学者们各执一词,争议颇多。是太子李亨?龙武将军陈玄礼?还是宦官高力士?学者们各持己见,各有其辞。要想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对开元、天宝年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有所了解。

  唐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国运升平,百姓安乐,出现了“开元盛世”的景况。随着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兵力的强盛,唐玄宗的骄奢淫逸之心日趋显露,“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以声色自娱”(《纲鉴易知录》卷四十九)。尤其是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杨玉环入宫后更是沉湎酒色,倦于国事。而杨玉环的得宠,使其家族也一步“升天”:“姊妹兄弟皆列土”,特别是她的堂兄杨国忠,位居右相,兼任四十多个职务。权盖朝野,势倾天下:“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旧唐书》卷一百六)。杨国忠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能敌。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拥有重兵,实力渐大的边将安禄山。

  开元末年,由于边疆形势的变化,唐玄宗对胡将的重用,使得安禄山很快崛起,其地位在天宝年间扶摇直上。到了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赋予安禄山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边地任何一个将领,身兼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恩宠特殊,总握兵柄。”安禄山的崛起,对杨国忠无疑构成了极大地威胁。“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旧唐书》卷一百六),二人之间颇多仇隙;而安禄山呢?他早已把朝廷的腐败、皇帝的昏庸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一方面用花言巧语、奇珍异宝取悦唐玄宗和杨贵妃,博得他们的信任;一方面加紧积累钱粮军资,招兵买马,伺机以反。和杨国忠矛盾的激化,更使他加快了反叛的步伐。

  谈到“马嵬驿兵变”,太子李亨和唐玄宗、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不能不提及的。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矛盾似乎和安禄山反叛没有关系,或者说不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却与发生在“安史之乱”中的“马嵬驿兵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立第三子玙(天宝三年改名亨)为太子。起初唐玄宗还对他多有扶持,到了天宝九年(公元745年),针对太子的韦坚、皇甫惟明、王忠嗣几次事件的发生,唐玄宗对李亨的疑忌逐渐加深,并予以防范。李亨为此极为忧虑和不安。而杨国忠呢?在李亨初为太子时拉拢不成的情况下,深恐日后太子监国与自己不利。几欲动摇李亨的地位,使李亨十分痛恨,又无可奈何。“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想亲自领兵平叛,让太子监国,亦担心李亨在监国过程中提高了威望。但出于对安禄山反叛的气愤,决定御驾亲征时还是准备让李亨监国,“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当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217)。在这种情况下,杨国忠则利用上述唐玄宗的矛盾心理,鼓动杨氏姐妹、尤其是杨贵妃对唐玄宗施加影响:“太子素恶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夕矣”,“使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纲鉴易知录》卷五十)使得李亨终未监国。这无疑更加深了李亨对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仇恨。

  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对发生在“安史之乱”中的“马嵬驿兵变”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里,有必要略谈一下“马嵬驿兵变”: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自幽州南下诣阙,以诛国忠为名”(《旧唐书》卷九),率十五万大军扯旗反唐。唐王朝由于承平已久,武备松弛,安史乱军一路攻城夺隘,势如破竹。很快就兵进洛阳,逼近潼关。翌年六月,潼关失陷,唐玄宗携杨贵妃及亲信官员在龙武将军陈玄礼的保护下,仓皇逃蜀。十四日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马嵬)时,“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杀了杨国忠极其家小,并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縊杀之”,“与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处死杨贵妃后,唐玄宗这才得以逃往四川。

  综上不难看出,“马嵬驿兵变”绝不是一次单纯的兵变,它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场政治夺权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说,杨贵妃不过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兵变后,李亨借口百姓“遮路乞留”,没有随唐玄宗前往四川,而是率众北上,并于一个多月后即公元756年7月12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即位,即唐肃宗。可以说,太子李亨想除掉杨国忠,早登皇位是蓄谋已久的,而“马嵬驿兵变”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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