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中谈及作曲，常有“闻天乐”、“得神授”的说法，这或许出于古人对音乐创作的崇拜心理，也可能系古人为了追求一种神秘化效果而有意制造的氛围。具体到这两段记载，则包含着一种曹植所创佛曲与天竺佛教音乐有关联的暗示。那么，曹植对中国佛教音乐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这句话。
其实，“契”字，原为刻写之意。契者，书契之契也，是含有“记录下来，长久不变”的意思在内的。这样，慧皎的话便很好理解了，就是“口传的曲调有三千之多，其中被记录下来的(很可能在慧皎时尚能见到的)有四十二首”。
本来“契”便是写，把音乐写下来，不是乐谱又是什么呢?那么，曹植所用的乐谱，究竟是哪一种呢?我以为，很可能就是《汉书》中所讲的“声曲折”。王先谦(1842-1917年)《汉书》补注解释“声曲折即歌声之谱，唐曰乐府，今曰板眼”。“声曲折”以曲线状声音的高低婉转，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直观的，不甚精确的示意谱。它虽不能像现代乐谱那样精确地限定音高音值，但却能为使用它的人起到某种程度的“备忘录”的作用。
“契”为乐谱，而且是“声曲折”一类的曲线谱，这在现存宗教音乐典籍中是有实例可证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二七一二有《鱼山声明集》，二七一三有《鱼山私钞》，皆为旁注乐谱之经赞集，其谱既状如“曲折”，两集声明又均名“鱼山”，不但可以证明在日本僧人的心目中，佛乐谱系曹植所创，同时也可以作为“声曲折”的实例，佐证《汉书》的记载。
有的学者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认为我把“‘传声则三千有余’理解为作曲三千余首，谬矣!”认为“古往今来，亦少见有词曲兼作三千首者，更少见一天写三首，三年不断，且首首传世者”，因此，认为“声”字，可作“音符”讲，是“三千多个音符”当然，我并不认为将“三千有余”的“声”字解释为曲调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也曾怀疑过这“三千”是“三十”之误。但“古往今来”，“音符”却从未作为一个音乐上的计量单位被使用过。换句话说，没有一个音乐家会说，“我写了多少多少个音符”。而且，仅仅认为曹植写不出这么多音乐来不是充分的理由。恰恰相反，古往今来音乐史上却不乏这样令常人不敢相信的奇才。比如莫扎特，他一生中写了22部歌剧，49部交响曲、40多首德国舞曲、26首弦乐四重奏、15首大弥撒、9首圣歌，130多首赞美诗……等等。拿出其中任何一部歌剧或交响曲来计算一下，其“音符”也不会少于“三千”。而实际上，这位作曲家只活了36岁。《三国志》本传中称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有此奇才，唱出三千首曲调来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三千首曲调，曹植也许并不首首满意，因此，才“在契则四十有二”。
那么，曹植就可以被视为中国佛曲有辞之乐唯一的创始人了吗?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在陈思王曹植之前，似已有赞呗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成僧伽，就要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则有赞呗之需。从东汉至三国，除曹植外，其他几位早期的佛曲作家，基本上都是外族人。如支谦系月氏人，康僧会系康居人，尸黎密多罗系西域人，支昙龠亦系月氏人。他们所造梵呗，不可能没有天竺、西域文化的痕迹。即使是曹植所创佛曲，也是在天竺佛曲的基础上创造的。
这样，似乎可以知道曹植的贡献了：这位据说曾“七步成诗”的才子，也曾在三世纪初，运用，或创造了一种类似“声曲折”的乐谱，“摹其音节”，记录了大量他所闻的“天乐”——天竺的梵呗。他“撰文制音，传为后式”，在中国佛教初肇的年代，传播了来自天竺的佛教音乐，而“梵声显世，始于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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