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是一个音乐非常发达的国家，因此，佛教音乐在古印度非常兴盛。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大德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唐代的义净和尚实地考察之后，也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备述“西国礼教，盛传赞叹”的情况。中国现存的佛乐，与古印度的佛乐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提到印度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人们便会想到慧皎那屡被引用的论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看来，慧皎不但是佛教史家，他还深刻地懂得音乐。他正确地指出了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后所遇到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一切有辞之乐(声乐曲)在进入另一个语言环境中都要遇到的难题，即译词配曲的问题。慧皎指出，假如用绵长、重复的“梵音”来配“单奇”的汉语，会出现一个汉字要配合许多音符而使曲调过于“繁复”的现象。而反之，假如用现成的“汉曲”来配合原来的梵文，则会出现因曲调过于简短歌词却太长而容纳不下的问题。但是，慧皎“金言有译，梵响无授”的结论，却未必是定论。因为音乐是分为“有辞之乐”声乐和“无辞之乐”器乐两种的，佛教音乐也不例外。无辞的“梵响”，无需去直接配合“金言”，因此也就不存在慧皎所说的问题。而有辞的佛曲，也并非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歌唱过。
我们先考察一下无辞之乐的佛曲。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佛乐的传入中土，竟要比中国人将佛教请入中国的时间还早!
最早把佛乐引进中国的人，是伟大的旅行家张骞。《晋书?乐志》中说，“张博望(张骞封博望侯)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凿空，出使西域，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从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时佛教尚未正始传入中国。[1]当时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所创作的“二十八解”武乐——中国汉代最早的军乐——是什么样子，我们已不可能知道了，但张骞带回的这首乐曲，却似乎是一首佛乐。兜勒，应该是人名。吴支谦译《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品，讲兜勒如何从迷信外教而经释迦牟尼点化皈依佛教的故事。“摩诃”在梵文中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改变信仰，终于变成“摩诃兜勒”(伟大的兜勒)，似是这首音乐的主题。这首佛曲大约可以被视为有史可依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首佛曲。[2]这首被汉武帝用作军乐的“二十八解”佛曲，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而到了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已只能慨叹“其辞俱亡”了。《乐府诗集》第21卷“横吹曲辞”引“解题”说：“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以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
看来，这首第一次传入中国的佛曲在被当作军乐使用后运气不佳，兴于斯、亡于斯，在战乱中消失了。
再谈有辞之乐。慧皎之所以断言“金言有译，梵响无授”，是为了推出另一位在中国佛教音乐史中不得不提的人物曹植。慧皎在概述了中国佛教徒对佛教音乐译词配曲问题的困惑之后，欣喜地写道：“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曹植渔山制梵的故事，流传甚广，不但佛教的典籍多有记载，就连儒、道两家，也对此津津乐道。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则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唐道世《法苑珠林》亦载：曹植“尝游渔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乃摹其音节，写为梵呗……”此外，唐道宣《广弘明集》等典籍中均载此说。
曹植(公元192-232年)，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自幼颖慧，10岁能诵诗文，他的“七步诗”和被其兄曹丕嫉逼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不但才思敏捷，“少而好赋”、“所著繁多”，且通音律，“世间术艺，无不毕善”。他的思想亦很丰富，虽然从未皈依佛门，但作为一个悟性极高的知识分子，同时又作为一个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怀才不遇之士，他不可能不对当时最时髦的新思想——佛教本能地感到极大的兴趣。他曾沉浸于佛典。《法苑珠林》称他“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终极也。”正因为他既迷恋佛教又有极高的文化教养和音乐才能，所以，他才具备“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育，咸宪章焉”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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