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自问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始终是配属步兵部队进行作战。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1000余辆坦克组成坦克群，在摩托化步兵、轻轰炸机群和伞兵的配合下，成功地对法国进行了一次“闪击战”，给人们留下了坦克集群作战的深刻印象。其实，早在1939年3月，侵华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南昌进行会战时，就已集中使用了坦克集群部队作战，比德军早了一年多。
当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敏锐地看出其蕴藏的巨大威力，开始筹划购买坦克装备部队。1925年，日本与当时的坦克生产大国英国和法国协商购买事宜，但英、法两国考虑到自己的许多殖民地都在亚洲，担心日本强大以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无奈之下，日本陆军技术部只好决定由大阪兵工厂参照法国的雷诺坦克自行设计制造。1927年3月，第一辆坦克终于组装完毕。从1929年开始，日本又成批生产了89式、94式各型坦克。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在战略上处于长江南北国民党第9战区、第5战区近100个师的包围之中。于是，日军决定在南昌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一场大的战役，打击这一地区的国民党野战部队。
日军之所以选择在南昌地区作战，是因为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南浔(南昌至九江)、浙赣铁路相交其南。攻取南昌，就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从浙江、安徽、江西经浙赣铁路至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从而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保持九江以南地区的安定。同时，还可以占领南昌地区的机场，以缩短日后向我国南方空中进攻的距离。
其实，早在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时，其第11军就有攻占南昌的任务，可是准备担任进攻的第101、106师团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伤亡惨重。特别是松浦淳六郎指挥的第106师团，几乎遭到全歼，所以此计划被迫放弃。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又着手考虑侵犯南昌。1939年3月，中日两军在南昌地区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开始了。
此次作战，日军共集中了陆军4个师团、8个旅团，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4个联队，海军、陆军航空兵及伪军各一部约12万人的兵力，由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侵华恶魔冈村宁次指挥。
担任南昌会战主攻任务的日军第101、106师团，是日军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动员预备役人员组建的特设师团，是日军的第三流部队。这两个师团的战斗力都比较弱，特别是第106师团，在进攻武汉时丧失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于是，冈村宁次在战前对这两个师团进行了兵员补充，并加强了重武器装备。将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这两个师团的炮兵联队统一集中使用，共计有火炮170余门，大大增强了攻击的火力。
为了提高进攻的强度和速度。冈村宁次苦思冥想了许多天。最后，这个谙熟中国军队情况的“中国通”作出了集中使用坦克部队的决定。本来，这是冈村宁次企图使这两个战斗力较弱的师团，取得预期作战结果的无奈做法，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却创造了日军历史上首次使用坦克集群作战的先例。
冈村宁次集中了第101、106师团和第11军直属的大部分坦克。组成了一支拥有135辆坦克、若干保障车辆的坦克集群部队，由军直属第5坦克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大佐任指挥官。坦克集群共编为2个坦克群和1个预备队。其任务是从艾城、虬津地区渡过修水后，突破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为第101、第106师团开辟进攻道路，扫清进攻之障碍;在第一线师团的前方与步兵保持两日行程的距离，由第3飞行团配合向前挺进，迂回、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守要地和阻止其增援;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守军，参加对南昌的攻击。
防守于修水以南及南昌地区的是国民党第9战区的部队，共4个集团军10个军33个师计20余万人，由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直接指挥。
国民党军队判断，日军对南昌的进攻最早也要在1939年4月以后才能进行。没想到3月17日。日军第106师团即向修水河口重镇吴城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只好仓促应战。仅仅两天多时间，日军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外围阵地。20日下午，日军又以猛烈的炮火，间以毒气弹向国民党前沿第49军、第79军的阵地轰击了3个小时。之后，坦克集群便为第106、第101师团充当先锋，先后由虬津、涂家埠方面强渡修水河。
连日的雨水不断，使得修水水位上涨，中国军队许多前沿阵地被淹，水上障碍物也大部分被冲走，为日军的渡河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如此，中国军队还是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暴雨和日军飞机、大炮的弹雨中勇猛还击。虽然石井广吉大佐在战前专门与工兵部队在德安城边的博阳河上进行了一周的雨中、夜间坦克及保障车辆渡河训练，但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一些坦克驾驶员还是惊慌失措，致使动作失误，坦克纷纷落水。有的坦克被炮火击中，拦住了后面坦克前进的道路，一时间秩序大乱。直至21日8时之后，坦克集群才陆续渡过修水。
第106师团没想到坦克集群会落在自己的后面，所以当其渡过修水后，遭到了五谷岭中国军队密集火力的打击，该师团伤亡人数大增。直到坦克集群跟上来以后，106师团才又打起精神，随同坦克部队再次对国民党守军发起了进攻。大量坦克部队突然出现，使国民党军队一时抵挡不住，被迫撤出了阵地。
看到守军已全部撤离修水南岸阵地，冈村宁次立即命令坦克集群快速经岭下桥、安义、乾洲攻占奉新，保护奉新城南的大桥，免遭国民党撤退部队的破坏。同时令第101、第106两个师团快速向南昌推进。
坦克集群的先头部队于22日晚到达奉新，随即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南门外潦水河上的大桥。国民党奉新守军措手不及，纷纷溃退，致使大量辎重和装备落入日军手中，同时也使南昌的翼侧暴露在日军面前。
就在此时，日军的坦克部队却遇到了麻烦，由于南昌地区连日阴雨绵绵，道路泥泞，许多坦克发动机进水，频频发生故障。不仅整个车队前进速度缓慢，而且有不少单车掉队。为收容掉队的坦克，日军不得不在奉新停留了一天。
好不容易收容好队伍，修好出故障的坦克，却又发现所携带的油料所剩无几。原来，恶劣的气候使得坦克经常在大转速、高温的情况下行驶，发动机受到很大影响，油料消耗猛增，而保障车队的补给又迟迟不到。万般无奈，石井广吉只好命令将所有坦克油箱中的剩油全部抽出来，集中给战斗力较强的独立第9中队使用，第9中队先行出发，其余坦克等得到补给后再快速跟进。
这时，赣江以东顾祝同第3战区的增援都队被驻杭州一带的日军第22师团拦住，南昌城内只剩下保安部队。于是，罗卓英急令第32军由修水南岸退守南昌，第102师由高安东调大城地区，扼守南昌至奉新公路，阻止日军坦克部队向南昌进攻。但是，由于日军的层层阻拦，至26日，第32军只有两个团到达南昌，第102师到达大城之前，日军坦克部队已超越大城，掩护日军由此强渡赣江，逼进南昌。
此时，坦克集群的后续坦克在得到油料补充后也跟了上来，日军的突击力量得到了加强。于是，日军很快就由南昌西南渡过赣江，切断了浙赣铁路。27日，日军集中飞机、炮兵猛轰南昌国民党军阵地和市区，守军阵地相继失守。
就在南昌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一些上层军官却开始动摇，在日军强大的进攻面前纷纷后撤。受他们的影响，部队低落的士气迅速蔓延。正如战后国民党总结的那样：官兵“潜伏不良心理，认为日军欲攻占某地，迟早必为所得，不肯再作坚定之抵抗”。于是，国民党军队于28日放弃南昌，向外突围，南昌遂落入敌手。
对于南昌的失守，国民党统帅部非常恼火，命令马上组织反攻，重新救复南昌这个战略要地。于是4月22日，国民党又集中了4个集团军共8个军、22个师的部队进行了反攻南昌作战。日军则集中兵力固守南昌及各县城的外围地区和铁路沿线，并组织部分兵力进行出击。激战几日，国民党军队除第74军收复了高安城，第49军收复了牛行车站外，其余攻势均无大的进展。
连攻南昌不下，使蒋介石盛怒异常，急电：“……限于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并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亲自到前方督战。但是，即使上官云相亲自督战，也已无力回天。6月8日，日军坦克集群部队掩护第101师团从南昌反击国民党第29军的进攻，并将第29军团包围于南昌与莲塘之间，29军伤亡惨重，军长陈安宝中弹牺牲。剩余部队在参谋长徐志勖的带领下历经苦战，才冲出重围。
担任反攻南昌的第32集团军不仅没有完成任务，部队还遭到重大损失，并牺牲了一名军长，重庆军事委员会这才被迫于5月9日分别致电赣江西岸的第3战区、东岸第9战区：南昌作战即行停止。战后在总结南昌作战失利的教训时，国民党避开高层消极抗战、指挥失误不谈，只避重就轻地解释为轻装备部队对有坦克集群之敌进攻无异于“以卵击石”。
日军第11军这次集中使用坦克作战，将以往坦克为步兵战斗开路的做法，改变为给陆军战役开路，同时远程迂回、追击约250公里，实际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单纯掩护步兵战斗所起的作用。
南昌会战之后，日军更加认识到坦克集群作战的威力，对坦克部队的建设也更加重视。1942年6月以后，又单独编成了第1、第2、第3、第4坦克师团。其中，第1、第2坦克师团配属关东军，第3坦克师团编入在关内的中国派遣军，第4坦克师团驻日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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