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一开始，清政府就于1906年7月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这是清政府第一部，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新闻出版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六章四十一款，详细规定出版物生产者资格、条件、注册方式、费用，巡警衙门的责任等。在第四章《毁谤》，规定哪些内容属于毁谤，不应出现在出版物，大致类似于无根之谈或谣言，当属禁止之列。
在过去的研究中，受革命党人影响，基本都从阴谋论立场看待大清王朝宪政改革，由此分析这部《印刷物专律》，差不多都认为是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不是为了落实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其实，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清廷立宪不是儿戏，为新闻出版立法树规，当然不是鼓励造反，但绝对不是遏制人民办报自由和热情，而是有限度开放报禁，希望新闻出版能够逐步向制度化靠拢。
紧接着，清政府于1906年10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共九条，明确规定报章哪些内容能登哪些不能登，为言论自由划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边界：一是不得诋毁朝廷;二是不得妄以朝政;三是不得妨碍治安;四是不得败坏风俗;五是但凡关涉外交、内政，如经相关衙门明确应该保密者，不得刊登;六是正在审理的案件，还没有定案前，报章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有庇护嫌疑人语词;七是不得摘发他人隐私，诽谤他人名誉;八是记载错误失实，报章应及时更定;九是欲开报馆的人，应该先行呈报，再行开设;已开设者除外。如果不加成见进行探讨，应承认这九条规定是一个常态体制下媒体必须遵守的原则。
中国言论自由空间打开了，这九条规定竟然受到国内报章普遍反对。《申报》对禁止刊载的条文逐条驳斥，以为宫廷事务与政治最有关，报界对国家政务有献议之权之责，以“诋毁宫廷”的理由阻止报章议论朝政，显然失之专制。
类似批评还有很多，尽管这些批评近乎苛刻，但清政府还是进行相当修改，于1907年9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将禁载事项作了调整，比如将“不得妄议朝政”改为“不得登载淆乱国体事项”;将“凡关涉外交内政之件”的“内政”删除，只维持外交保密事项不得擅自刊登。应该说，此时的清政府在言论尺度上已开得不小了。
清廷的目标就是要走向宪政，重构有关现代国家。等《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一个更正规的《大清报律》于1908年春天如期而至。
《大清报律》四十二条，附则三条。详尽规定了报纸注册资格及手续。规定报纸发行人应按每月发行期数缴纳保押金。这项规定看似苛刻，但又规定专载学术、艺事等可以免缴;宣讲白话的报纸，确系开通民智，也不必交。
其实，《大清报律》最受研究者诟病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前审查制，一是禁登事项。禁登事项与过去的《报馆暂行条规》大致相似，规定日报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前;月报、旬报、星期报等，于发行前一日午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让许多媒体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很不满意。
仔细想想，中国从专制走向君宪，只有几年时间，一步到位，欲速则不达，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清报律》比较谨慎地规定事前查核制度，虽说与现代新闻自由理念还有一段距离，但总比有检查而无制度要好许多。
《大清报律》是晚清政治进步的一个标志，平心静气分析这部法律，我们应该承认《大清报律》可以作为中国新闻事业进步的基础。事实上，到了民国，《大清报律》并没有应声而废，各省在很长时间依然援引这个法律去管理报纸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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