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土地点：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
铸造时间：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约前1003年，距今三千年
形制内容：鼎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分2段，共291字。铭文的内容是有关一个名叫盂的贵族为颂扬周康王的赏赐、训告和伟绩，铸鼎以铭记。
前世今生：出土后岐山知县周庚盛把鼎搞到手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的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后袁将大鼎送给了左宗棠，左又送给了恩人潘祖荫。
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与翁同龢并称，他还收藏着大克鼎。他弄清了鼎的铭文，并为之定名为“大盂鼎”。潘祖荫逝世后，鼎由他的弟弟潘祖年收藏。
潘祖年携大盂鼎回到苏州老家，一直对大盂鼎垂涎三尺的两江总督端方不断派人纠缠，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丧命。潘祖年死后，潘家成年男子也都相继去世，潘家的珍贵收藏由孙媳妇潘达于掌管看护。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不让宝鼎落入日军之手，潘家将大鼎和其他古玩埋于大宅后院的中央大厅中，之后举家迁往上海。日军占领苏州后在潘家多次搜查，但一直未能找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上书华东文化部希望由国家收藏大盂鼎。1951年7月26日，上海文管会从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宅挖出大盂鼎和大克鼎。
可惜的是大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小盂鼎已经丢了，现在仅仅留存铭文拓本
毛公鼎：现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出土地点：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出土
铸造时间：周宣王年間所造，公元前828年-前782年
形制内容：高53.8公分，腹深27.2公分，口径47.9公分，重34.7公斤，大口圆腹，口沿有一道重环纹饰，上有两只大耳，腹下三只兽蹄形足。
毛公鼎上刻有500字銘文，為當今出土的銘文青銅器中，文字最多的一個，鼎上銘文是一篇冊命書，提到周宣王在位初期，想要振興朝政，遂命毛公處理國家大小事務，又命毛公一族擔任禁衛軍，保衛王家，並賜酒食、輿服、兵器。
毛公感念周王，於是鑄鼎紀事。一个鼎抵得一篇《尚书》、晚清“四大国宝”、“青铜三宝”之誉
前世今生：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面偶尔挖掘出此鼎，最后运到县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密藏于西安。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以1,000两购得。
陈介祺病故后，他的孙子陈孝笙以万两白银将鼎转售给两江总督端方，后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此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
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此鼎则藏在上海寓所未能带走。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购得此鼎，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
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它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被日本军方逼问时坚持不供出《毛公鼎》的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辗转将鼎运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而将鼎典押给银行，但巨商陈咏仁出资赎出，使毛公鼎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咏仁将此鼎捐献给国民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
1948年，蒋介石命令将大量故宫珍贵文物随中华民国政府运送到台湾，此鼎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收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它与馆内珍藏的翡翠翠玉白菜(出土慈禧墓)、东坡肉形石(清宫内藏，为玛瑙石) 合称为“故宫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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