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官当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将军何进谋诛阉宦不成反为所害，而何进所召的并州牧董卓(还兼有前将军、斄乡侯的官职和封号)已经在进军洛阳的途中，同时董卓受何进密令又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诛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进已死。当时洛阳大乱，袁术、袁绍兄弟于是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硅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部众于北芒迎汉帝还宫。
192年，董卓被杀，便遣使诣长安求赦。王允为人刚直，但却没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恐惧，不知所为，准备各自解散，逃回归乡里。
贾诩当时因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们，对李傕等人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这个计被大家采纳了。
于是李傕等散发“王允欲洗荡此方之人”的流言，联络西凉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及至长安城下，已聚合10余万之众。李傕与樊稠、李蒙等围攻长安城，因城防坚固攻而不克。后由城内叛变士兵引导李傕军入城，与守将吕布展开巷战，吕布兵败，仅率百余骑出逃。李傕等纵兵掳掠，吏民死者万余人，尸积满道。太常种佛、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被杀。李傕等拥兵至南宫掖门，威逼献帝和司徒王允，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李傕又杀司棣校尉黄琬、左冯翊宋翼、右扶风王宏和司徒王允及其妻子。一时间，京城腥风血雨，朝野大乱。
可以看出，贾诩的一句话虽然是为自己考虑，然而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东汉再次陷入了混乱状态。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说：“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因为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
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三国志》里讲：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李、郭等四人对关中荼毒之烈，追本溯源实出自于贾诩这一言之谋，故而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评曰：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因此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这一言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不为过，而“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也是很中肯的。
正是因为这次动乱，汉中央政府的政令开始不行天下，天子和朝廷威信全无，再无崛起之可能：
至此，可以说汉中央政府的地位和威望彻底瓦解，甚至献帝在回洛阳的时候，“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各地诸侯已经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当回事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纳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议，抢先下手，把献帝迎回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才得以有所改变。二十余年后，曹操之子曹丕终于以魏代汉，结束了东汉皇朝，开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自贾诩设计让李、郭进军洛阳开始算起，一直到三国归晋，期间的战乱长达九十余年之久。在这九十多年的战争里，两汉皇朝所积累的资本，包括宝贵的人才资源，全部消耗殆尽，包括在东汉末年分裂之初成长起来深知民间疾苦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矛盾，又具有极高才干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们基本荡然无存，而政权最后落在了一些全靠祖上余荫掌权的纨绔子弟和只知道清谈的文人手里，他们在门第优越感的支持下，只知道埋头享乐或陶醉于清谈之中，同时由孙权肇基的门阀现象又极度发展，最后终于导致全国的阶级、种族、经济等各方面矛盾不断激化，因此三国统一后还不到二十年，中原地区再次陷于血泊之中，由“八王之乱”而晋室东迁，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入侵，其结果就是产生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血腥的一页“五胡乱华”。
而这“五胡乱华”三百年的动乱和血腥，可以说导火线仅仅就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 原作者：汗青 博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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