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普及一个常识，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并非具体的官名。可以被称为宰相的官职很多，历代不同，比如相国、丞相、大司徒(东汉)、中书令等。注意区分宰相和丞相并非一个概念，宰相是通称，丞相是具体官职。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的是君权、相权并行制度，宰相有着极高的权力和极大的话语权，对君权起到了很好的制约作用。这种情况直到明朝初期才有了彻底的改变，而这一切都源于洪武年间著名的“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此案主人公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信任。洪武六年，胡惟庸凭同乡、明朝开国丞相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向来自觉奋进、勇于任事，但同时，他也是个骄纵跋扈、恃权独行的人，随着权力不断扩大，他不仅擅自决定上下官员的生杀升降，而且凡内外奏章都要预览，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胡惟庸广植党羽，上门馈送金帛重礼攀附者不可胜数，而对于有嫌隙的徐达、刘伯温，他就想方设法欲置其于死地。
胡惟庸的这种行事风格也给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引起了同样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
胡惟庸案历时十年，前后诛杀3万余人，波及之广、震动之大，史之罕见。但这些还不是最关键的，胡惟庸案对历史影响最大之处乃是朱元璋借此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另设内阁。而内阁大学士乃至内阁首辅的权力完全不能与丞相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废除，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手握大权的宰相。从此君权越来越大，臣权越来越小，明清时期皇权达到顶峰，而士大夫阶层则日渐卑微，乃至成了下人、奴才，这与唐宋时期有着极大的差别。
朱元璋为什么要杀胡惟庸?为什么要牵连诛杀其他三万余国之栋梁?是真的相信他们都有罪、都要造反吗?非也!是胡惟庸让朱元璋看到了相权过大的弊端，但若只杀一个胡惟庸，只要相位在，就一定会出现下一个胡惟庸氏的权臣，所以朱元璋想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彻底消除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和威胁。朱元璋是要借“胡惟庸案”扫除障碍，废除宰丞制度，加强皇权，重建历史格局。这才是朱元璋大费周章、耗时十载除“胡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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