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1893.6.21-1964.5.2)，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关于汤用彤先生的介绍，我们曾与大家分享了其子汤一介眼中的父亲。通过汤一介先生的笔尖，我们看到了一位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俨然一纯儒之典型的父亲。今天，我们就通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三智书院顾问、北大教授，亦为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的视角，看看乐先生眼中这位亦师亦友,如温润美玉般的汤用彤先生!
▲汤用彤先生一家合影(后排自左分别为：汤一玄、汤一介、汤夫人、汤用彤、林文才、乐黛云之弟。前排为乐黛云、孙女汤丹、汤一玄的同学)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由于我们是解放后正规毕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相当隆重，就在当年“五四”大游行的出发地——民主广场举行。当时全体毕业生作出一个决定，离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寄出五毛钱，给新校址建一个旗杆。目的是希望北大迁到燕园时，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从我们的旗杆上升起!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大家郑重地把旗杆模型送到了汤先生手上。如今，50余年过去，旗杆已经没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题词也已漫漶，但旗杆座却还屹立在北大西门之侧。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汤一介。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
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大家说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公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
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怏怏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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