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为每个人都进行标记划分的话，那么“卖国贼”、“大汉奸”就是李鸿章的标志性名词了。为何说他是一个大汉奸呢?因为他解决与他国纷争的方式，就只有割地求和，或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反正就是为了避免战火，一味地屈服让步、一味地退让将就。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他也是持着退让原则，导致北洋舰队全部为国捐躯，陆军也是一败涂地。当八国联合侵略我国时，他煽动国人一起自保，还是不抵抗政策。一次退让没关系，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屈服于侵略者，渐渐地也就坐实了“卖国贼”这一位置，就算他曾经也是清朝中兴名臣、曾也是功绩累累，但是一想到他，我们脑袋里浮现的便是卖国这个嘴脸。为何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从甲午战争中可得出结论，他的做法让人心寒。早在战争未发生时，李鸿章就知晓中日必定会打仗，但他却一直不予抵抗，一心不想与日本开战。他一直在盘旋，可是日本却不吃他那一套，执意要与中国开战。
由于中日两国在对朝鲜方面持有对立态度，一点小摩擦就要大动干戈，这便成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开端。那时，清朝皇帝派遣卫汝贵等四名大将，集结大量军队去进行抗日援朝。清朝当时出兵1.8万，拥有先进的枪支和大炮，况且还有叶志超驻军朝鲜的经验，对抗1.6万日军还是胜算相当大的。奈何遇上一个凡事得过且过的李鸿章，结果显然易见是失败了。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让卫汝贵先去探探敌情，等到全部援军都到齐再进攻。随后又说，目前守住平壤就行了，等到各方都准备妥当，再伺机而动。这都不能很明显的表示李鸿章那种退让、屈服的原则，或许是在顾虑皇命，不敢太过明显。
相对来说，他对自己的手下叶志超就是直说了，他居然要求叶志超不能自己先动手，倘若动手就是违反国际条例。他说日军虽然在积极准备开战，但是我们现在不要与他们开战，我们就先体谅体谅他们。这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日军对北洋海军已经构成威胁，我们反击怎会是违反国际公约?况且日军已经将“高升号”打沉如海，中国700多名海军葬身大海。中国已经是被动状态，与日军开战纯属自保。日军两次首先开战，本就是肆意挑些，李鸿章还要求不出兵，这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最终平壤战役还是开始了，卫汝贵一直积极抵抗，但叶志超却是消极对抗着，一直退到鸭绿江边。有人更是讽刺的说，叶志超一直逃回国了。也有人说他是为了保留自己的基干兵力，但是战争刚刚打开，我国的实力还是充足的，这个说法显然很是牵强。
随后就是黄海地区的战斗了，平壤战役清军战败后，日军立马进军黄海，开始了黄海海战。这时，李鸿章认为海战我们应该没有胜算，就只能是等待敌人进攻，我们防守就行了。紧接着又下命令，要保住我军的船只，就装腔作势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日军一直持着积极进攻政策，而我国却只是消极抗敌。实践出真知，不真刀真枪干，我们就不会知晓李鸿章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策略是错误的。例如丰岛战役时，李鸿章也是持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太过较真。故而在丁汝昌申请多派军舰操练，进行大规模保护时被拒绝;在他预测到日军将会偷袭时，想积极让舰队防备时，又被李鸿章给阻拦了。那时旅顺局势危险，情况危机，丁汝昌亲自从威海卫来到天津，向李鸿章申请自己亲自出兵解救旅顺。
这种可敬的行为却只得到了李鸿章的痛骂，他还指责丁汝昌，认为他就好好地守住自己威海卫的船只就行了，其余的事情不要插手。说到底，李鸿章就是采取不反抗政策，所有行动以保住船只为主，有机会再对付敌人。虽然保住船队没有错，但是船只停泊的旅顺都沦陷了，船只还有何用，还在强调保船只，真的是过于牵强吧。李鸿章的这些不抵抗与屈服，原因就是过分的害怕敌人。一部分是有自知之明，知晓自己不是侵略者的对手;还有一部分则是想要守住大清朝，不希望因为战争过多损失大清的兵力，以至于大清可以一直统治中国。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明明有很大的胜算，当时的大清根本不必害怕日本。
为何要一直逃避，何不放手一搏呢?或许就会给大清带来不一样的曙光呢?或许保全自己的力量是李鸿章不与日军对抗最根本的原因，毕竟洋务运动得到的微小成果不容易，毕竟不想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成就，在一次战争中就被消耗殆尽。故而一贯采用能忍就忍，能避就避，得过且过的态度，消极抗日，最终造成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这些做法的确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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