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聊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杜牧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一、直击人心的“后庭花”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深秋，43岁的杜牧由池州刺史调任睦州刺史，赴任路上途径金陵，正停靠在金陵秦淮河畔。那个秋风清冷的夜晚，目睹着秦淮河两岸灯红酒绿的热闹，聆听着水气里的靡靡之音，却又忧心着大唐王朝的家国命运。百感交集的杜牧，也就当场写下他那首流传后世千年的名作《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身为唐代史学家杜佑的亲孙，亦是享有“小李杜”名号的晚唐大诗人。家学渊源深厚的杜牧，一直把“咏史诗”作为重点题材。他总是能把发人深思的历史往事，不动声色“化入”到情景交融的描述里，比如那“山顶千门次第开”的热闹里，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盛唐活剧。那乐游原上“长空澹澹孤鸟没”的景致里，更是“看取汉家何事业”的咏叹。但这首《泊秦淮》，却更是杜牧“咏史”里的大手笔。
就是在《泊秦淮》的四句里，作者先写那水月朦胧的秦淮河月色，再写“近酒家”的匆匆行程，然后就是在这孤冷景色下，靠近灯火通明的喧嚣，“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呐喊扑面而来，刹那间直击人心。如此风格，恰如明朝人杨慎对杜牧的那声感叹：“豪而艳 ,宕而丽 , 于律诗中特寓拗峭 , 以矫时弊”。
而与这充满忧思呐喊的诗风，一道常引起后人热议的，更有诗中的一桩“八卦”：这叫“商女”一个劲隔江弹唱，撞击多少读者心灵的“后庭花”，究竟是啥?
二、“加强版”的“堕落史”
在这昔日南陈王朝的“故都”金陵，写一首“咏史”的诗，杜牧笔下的“后庭花”，就是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的“代表作”：《玉树后庭花》。
《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创作的六支“清商乐曲”之一。其词也是以白描手法为主，无论是那“丽宇芳林对高阁”的景致，还是“妖姬脸似花含露”的风情，虽堪称是南北朝诗词史的高峰，但比起后来的唐诗宋词来，却充满着浓浓的庸脂俗粉气，境界差着档次。公认“靡靡之音”的代表。但即使是这“靡靡之音”，却也充满着独特的历史价值——陈后主作死亡国的见证。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挂了号的“文青”皇帝，“玩文学”上瘾的陈后主陈叔宝，素来很“会玩”。登基后就建造高数十丈的华美宫殿，楼阁栏杆都用昂贵的沉香木打造，楼阁各处布满金银珠宝，楼下种满奇花异草。为这“大排场”，陈叔宝不惜“征取百端”，恨不得把国家掏空。然后就带着宠臣搂着美人，天天在里面唱着“靡靡之音”，变着花样享受人生。也终于不作不死，被隋王朝一顿强攻打得稀里哗啦，他自己连同几个宠妃，也被隋兵从井里活活捞出来……
这全程“作死”操作里，都少不了“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来“助兴”，所以哪怕到了唐朝年间，《玉树后庭花》也十分知名，唐太宗年间的御史大夫江淹，就吐槽这《玉树后庭花》是“亡国之音”，盛唐“诗仙”李白更嘲笑说“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不止生动还原了陈后主的作死现场，还给不久后的大唐“安史之乱”，来了句小小的神预言。
既然李白都用过了这典故，为何近一个世纪后，杜牧还要再用一次?因为在杜牧生活的年代里，比起彼时大唐权贵们的私生活来，南陈后主的“后庭花式奢靡”，早就是小儿科。
杜牧生活的年代，已是大唐日落西山的晚唐。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国力民生，各方面都蒸蒸日下，唯独高官贵族们的私生活蒸蒸日上。唐王朝大小官僚权贵们，常年奢靡成风，大诗人白居易的诗里形容说，长安高官的住宅都是“栋宇相延连，一堂费百万”。李德裕等宰相们一顿饭“其费约三万”。这还都是些“能臣”，至于一般的庸臣，那更是“曾无愧耻”。变着花样享受。
秦淮河上那“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景象，就是晚唐高官富商们“夜生活”的写照。这“不知亡国恨”的生活，谁拿钱买单?当然是不停搜刮民脂民膏。
而与这奢华场面相对应的，却是晚唐年间越发艰难的民生。就是在杜牧写下《泊秦淮》的唐朝会昌年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就看到山东淄博地区的农民，吃的都是“粗硬”的“栗饭”，而且吞咽时“吃即胸痛”。这都还算是晚唐农民里“条件较好的”。更多的贫民，甚至连盐都吃不上。唐穆宗年间的老百姓常“淡食动经旬月”。这，都还是晚唐“中兴”年间的生活水平。
到了更加混乱的唐末年间，以大臣皇甫枚的叹息说，乡村的民妇几乎都“著黄故衣”，老百姓“冻无衣，饥无食”。皮日休笔下的唐朝贫民，竟要把野菜“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一边是变着花样的“豪奢”，动辄一餐数万钱的高消费，一边却是“野菜都吃不上”的寒苦民生。整个的大唐王朝，就在这样的奢华中悄然割裂，直到变成黄巢起义的天崩地裂。
如此一幕幕，对于诗人杜牧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官宦家庭出身的他，又历经多年宦海的浮沉，既经过无数灯红酒绿的场面，也见识过多少艰难的世态民情。熟知历史的他，在南陈“故都”秦淮河的地界，听到那“熟悉”的“后庭花”，想到大唐接下来的命运，又怎能不五味杂陈?一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多少痛苦的领悟在其中。
三、热血渐凉的晚唐诗人
杜牧能够发出这样的忧思，也一点不奇怪。擅长“咏史”的他，人生的大半辈子，都把忧国忧民当做主题。
他的笔下，何止咏叹过“后庭花”，又何止嘲笑过“妃子笑”?他还曾为河湟光复“听取满城歌舞曲”。他还曾慷慨请战，曾苦学兵法韬略，却是“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他写过边民的苦难，为歌女舞女呐喊，他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减免过治下百姓的赋税徭役，也满怀“愿补舜衣裳”的壮志。但唐王朝无可救药的衰败，一次次给他泼冷水，更一次次令他挥毫泼墨，以声声犀利诗句，发出痛彻心扉的呐喊。
如果说“诗圣”杜甫写下的，是大唐的“诗史”，那么杜牧的“咏史”，何尝不是晚唐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一如秦淮河畔那一声“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是正值壮年，历经世事的杜牧，还未曾凉的热血。
但是，这越发不可救药的唐王朝，也终于叫杜牧“心死”。从唐朝大中四年(850)重回长安后，杜牧的诗篇里，就已经少了诸如“不知亡国恨”之类的呐喊。晚年的他，除了日常上朝，就是在祖父留下的樊川别墅里游赏。两年后，生命弥留时的杜牧，又将自己一生大部分诗稿焚毁，留下结集出版的，只不到三分之一。而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席卷了大唐南北，这唐朝，也到尽头……
“后庭花”的背后，不止是“咏史”的感叹，更是一个叫杜牧的大唐诗人，一生的壮志、热血、忧思、心凉。而超越历史的，是一个永远当得起后人敬重的，伟大的诗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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