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虽然一衣带水，为邻为伴，却相爱相杀，注定成为千年的仇敌。我们不曾忘记唐代时，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欣欣向荣，也忘不了37烽火后的世仇不绝，只是在近乎几千年之中中日之间实际上是互不干扰的。它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政治进程。唯一的两种交流方式就是战争和贸易。
韩国人曾经说，全世界也找不出中日韩这样的三个国家，外表看上去互有联系，实际上却毫不相同，这一点无疑是对的。尤其是日本与中国。作为大陆文明与岛屿文明，两种文明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日本人崇拜强者是出了名的，但是想让日本崇拜并不容易，历史上日本只崇拜一种强者：那就是可以光明正大击败他们的人。
包括中日唐代的交流，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而让日本人开启‘唐化’进程的，便是白江口战役。
邻居——朝鲜半岛从来不安宁
如果要说中日之间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那就是朝鲜，作为半岛，朝鲜一直是中日文明交流的平台，每一次中日战争都要从朝鲜半岛开始，白江口战役也是一样，而故事要从唐太宗末年的辽东之战说起。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 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的战争。当隋文帝准备兴全中原之兵问罪时，高句丽王勿忙上表谢罪，于是得到赦免。612年，隋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攻打高句丽，一路破城四五十余座，后来由于隋军前线将领的指挥不当，造成渡过辽河进攻的3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613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但因杨玄感的反叛，造成此次战役取消。614年隋炀帝再次亲征高句丽，因为高句丽连年战事造成国内弊端甚多，而且兵力严重不足，高元闻隋大军已突破重重防线，高元大惧，乃遣使请降谢罪，并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隋炀帝许之，遂班师回朝。615年隋炀帝又打算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
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并引发隋末民变。唐帝国开国以来，高句丽依旧贼心不死，唐初贞观十七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六百四十七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六百四十八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盖苏文之子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战死。这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此次攻伐高句丽的失败，让唐太宗无比后悔，想念一直谏言的魏征。辽东之战使得贞观之治出现严重危机，这一切都要靠唐高宗李治即位方能改变。
公元666年，在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死后造成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见状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消灭了高句丽，一直以来与高句丽成为联军的百济就成为了唐军下一个目标。
百济面对强大的唐帝国，他的选择就是求援，求援对象就是日本。在百济近肖古王的统治时期，百济的疆土包括西朝鲜半岛的绝大部分。由于与日本统治者持续的亲善关系，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奈良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
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联合新罗渡海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整个战争持续不到10天。唐派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地死亡。中文资料中记载唐朝派兵10万，朝鲜记载为13万。百济遗臣鬼室福信致书日本，拥戴故百济王送予日本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为王，并要求日本派出援军支援百济复国。在鬼室福信以及日本援军的努力下，一度收复数个郡县。然而鬼室福信功高震主，在执得的谗言下，怀疑福信有意谋反，将之处死。新罗得知百济王斩己良将，于663年和唐刘仁轨协商，准备血战百济，这就是白江口战役。
如果说中日当时要进行战争，毫无疑问，日本绝对是在找死。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国力已经变得十分强大，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
唐高宗李治于贞观二十三年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经历了唐太宗的中兴，大唐帝国对外不断用兵，永徽元年，高侃擒车鼻可汗，平定漠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永徽二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七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八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永徽三年年正月，唐军在牢山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并遣使入贡。永徽六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
（日人绘唐帝国疆域图）
而当时的日本是飞鸟时代：6世纪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继承人，大伴金村从越前迎来男大迹王继承皇位，他就是继体天皇。当时，在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在国内，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在 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曾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受到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物部氏和苏我氏取而代之。公元593年，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史称圣德太子。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日本国力有所增强，但是对比唐帝国，日本还是过于弱小。公元622年，圣德太子刚刚去世，就引发了白江口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相较于唐军，日军配比极为不足，虽然中国的冶铁工艺已经传到日本，但是当时日本还无力制作出可以仿效唐刀的日本武士刀，在铠甲上，日军多采用藤甲，布甲，由于铁矿不足，日军无法达到配备铁甲的效果，根本无力对抗武装到牙齿的唐军。
千里溃倭——白江口战役经过
消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高宗龙朔元年，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但是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而百济内部发生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杀。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剖腹的习惯，一系列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全军覆没。
日本随后据说在紧邻对马海峡处，修筑城墙，唯恐唐军攻到日本本土。并且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准备备战。却不料唐军对日本根本没有兴趣，不久即撤军。受到这种影响，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 接着在701年时，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文/煮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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