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在爆发前夕就已是举国舆论关注的重心，历经百余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与此同时，它也是争议乃至谣言的重灾区，各种传说在层累的演绎中变得戏剧性十足。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今天，我们整理了10个有代表性的争议，以飨读者。
争议一 慈禧真的搜刮北洋海军的经费了么?
不少人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失败归咎于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三海、颐和园。真的是这样吗?这搜刮、挪用的海军经费，源自何处?
作家叶曙明撰文以为，海军经费不等于海军军费，海军经费相当于海军衙门的办公费用。李鸿章买军舰的钱本来就不是从户部划拨给海军衙门的“海军经费”中出。其次，修园所费260万两也并非户部每年划拨的固定经费，实则为经过李鸿章动员，由两江、两广、湖广、四川省的四位总督和湖北、江西两省巡抚共同报销的。虽然海军衙门说，用这经费修园子是要“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颐和园昆明湖畔有两个水师学堂)，但封疆大吏也是心知肚明。当然，这笔钱若是不修园林，也能多买两艘军舰，但若不是给皇太后修园林，封疆大吏们是不是还会积极筹款呢?
这笔钱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省以“海军军费”为名义筹集，而实质上就是给慈禧办寿的。
参考：叶曙明，《慈禧：从“女人家”到“政治家”》，《文史博览》，2014.5
争议二 甲午战争是在海上战败的?
提起甲午战争，人们总是首先想到北洋水师，似乎这场战争就是败在海上的。事实上，清朝和日本在海上只发生过两次海战和一次舰队保卫战：丰岛海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遭遇战，黄海海战是一次惨烈的交锋，而其胜负学术界今日仍有争议，第三次则是北洋水师被围困在威海军港逐渐被消耗最终全军覆灭的过程。甲午战争中的陆战则有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五次海城之战、盖平之战、牛庄之战、田庄台之战等多次重要战役。在战役次数、投入兵力和直接影响等方面，陆战都超过海战。
参考：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
李少林，《甲午之败——被忽略的陆战战场》，新华网，2014.7
争议三 北洋舰队是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吗?
它曾经是，在1888年以前。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此时它有25艘舰艇，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其中“定远”、“镇远”2艘一等铁甲舰称雄亚洲。然而清政府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此后就紧缩开支，甚至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炮、军火，最终北洋海军的主力只剩下8艘军舰。
反观日本，其近代海军几乎和清朝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始终呈现着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而到了战前日本性能优异的战舰吨位已经超越清朝。日本海军为了与清国海军作战，对舰队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并，组成临时“联合舰队”。此时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
宗泽亚在其著作《清日战争》中说，清日两国海军都是倾两国财力武装的高科技兵种，清朝的外国战舰在吨位上名列亚洲海军第一;但是综合比较清日两国舰队各项指标，日本联合舰队优于清朝北洋水师。马幼垣的说法更加明确：“(甲午)未开战时战果已经写就草稿”，战前中日海军在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均相去颇远。并且，战事刚过就有西方海军界人士和在华记者发表看法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之役还未致一仗而全军覆没可算是奇迹”。
参考：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1
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4
黄晓峰，《马幼垣谈甲午海战中日军力对比》，东方早报，2013.5.26
争议四 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真的缺炮弹么?
这一说法最流行的来源应该是老电影《甲午风云》，里面充斥了北洋舰队因为缺炮弹(经费被贪污了)而功败垂成的暗示。不过，从历史考证上来说，这一说法的最初起源应该是来自1929年英人泰莱回忆录，由张荫麟译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书中说定远、镇远两舰加起来只有“三颗大弹”。泰莱，原为中国海关英籍税务雇员，甲午战争爆发后，曾被派为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的助手。
就常识而论，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定、镇两艘主力舰仅靠三颗实战用大弹与敌人奋战，这说得通吗?既说北洋海军炮弹“奇绌”，又称“吾等之子弹尚足一小时之用”，泰莱一说未免自相矛盾。
事实上，甲午战后，英国海军研究机构曾对黄海之战中国海军所射炮弹数量进行统计：定、镇两舰8门主炮一共射出197发炮弹，平均每门约25发。另据日方记载，击中日舰并使之严重受损的305毫米口径大弹有若干枚。1894年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奉旨赴威海查勘北洋海军，其查勘报告称：当时海军各舰所存炮弹共计5084颗，其中定、镇两舰305毫米口径主炮所用炮弹为537颗，还不包括岸上库存之数。徐建寅是兵器专家，其报告仅在内部使用，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因此，泰莱之说，实不足为信。
参考：潘向明，《甲午黄海之役北洋海军缺乏炮弹说质疑——兼论其失利原因问题》，《清史研究》,2009年01期
争议五 北洋海军在主炮上晾衣服?
关于北洋舰队有著名的“主炮晾衣”的故事，称北洋舰队在访日期间被日方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到在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律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有一节叫《炮上晒裤，太监阅军》，说中国水兵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看到以后谓中国海军不堪一击。而“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李莲英)放在海军检阅台上作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晾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根据海军史学者陈悦的考证，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日本人小笠原长生。小笠原长生曾在甲午战争中参加过黄海大东沟海战，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因视东乡平八郎为偶像而被称为“东乡的跟班”。他在歌颂东乡平八郎的代表作《圣将东乡全传》中记载，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东乡平八郎说他看到平远舰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然而考诸丁汝昌、李鸿章的相关史料，可知当时“平远”舰根本没有去日本，更不可能被看到在炮管上晒衣服。小笠原在该书的英译版中删去了这一则晒衣服的故事。
然而在中国，田汉、罗尔纲、唐德刚均在各自的文章著述中绘声绘色地讲了“主炮晾衣”的故事，原型基本都是小笠原长生经不起推敲的创作。在田汉的叙述中，晒衣服的成了“济远”舰，而事实上“济远”舰也没有去日本，更不会被看到晒着水兵的短裤。唐德刚的版本中，晒衣服的是“定远”舰，然而它的主炮炮管长不到2米、离地3米、直径接近0.5米，晒衣服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从高处摔落。此外唐文提及东乡平八郎时对其职务、经历的叙述均有错误。然而以《晚清七十年》之著名和流传广泛，唐著的记载成为“主炮晾衣”的故事流传最广泛的一个版本。
参考：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社，1998.6.1
陈悦，《沉没的甲午》，凤凰出版社，2010.1
争议六 刘步蟾是爱国将领还是投降派?
刘步蟾是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在1895年2月“定远”舰中敌船鱼雷时自杀。在国人池仲祐撰《刘军门子香事略》中，刘步蟾是一位爱国海军将领，而在英国人泰莱的在华回忆录中，刘步蟾是不折不扣的懦夫，在海战中擅变队形，将自己的座舰“定远”聚众以求自保。1938年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1947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均援引沿用泰莱的叙述和评价。1962年电影《甲午风云》将刘步蟾塑造为反面典型，其“恶名”由此更加广为人知。
“文革”结束以后，甲午战争研究专家戚其章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他指出泰莱对刘有很深的成见和愤恨，回忆录中“擅改阵型”的记载是编造的。史学界对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讨论，最后基本达成共识，不应采信泰莱的不实之词，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应当评价为爱国将领。
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重创日本舰“松岛”号，是当时一大奇功，历史学家张荫麟、罗尔纲都曾指刘步蟾曾冒领战功，将“镇远”舰的功劳揽在自己主事的“定远”舰身上。戚其章则发表研究认为，重创“松岛”号确为“定远”战功，“冒功说”不可信。
参考：戚其章，重评刘步蟾引起的风波，《百年潮》，2006.3
戚其章，刘步蟾冒功说质疑，《探索与争鸣》，2005.1
争议七 “逃跑将军”叶志超狂奔500里是真的吗?
《清史稿·叶志超传》记载，平壤之战中，守城的各军总统叶志超不战而退，连夜逃跑，“趋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于是“逃跑将军”狂奔500里溃退回国成为人尽皆知的笑柄。日军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之后，守城的叶志超如能率兵坚持数天，战事当有转机(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然而叶志超完全丧失信心，不战而下令撤退，且撤退的军队正中日军埋伏。一夜之间，清军在逃跑的路上被击毙或被俘者达2000余人，白白葬送了约5个营，比战死的人数多得多。
只是叶志超恐怕没有直接逃回国。有学者根据李鸿章电报、朝廷谕旨等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误，叶志超事实上先溃退至安州，于其北设防;然后受朝命收集溃兵整顿，筹防义州，最后按照朝廷的谕旨渡过鸭绿江，在九连城等设防，而不是直接溃入本土。当然，这并不能减轻叶志超的罪过。
参考：张剑，《卫汝贵、叶志超相关问题考》，《历史教学问题》，2011.6
争议八 叶志超被赦免了吗?
关于叶志超被判斩监候后的情况，一般采用《清史稿》的说法，认为他“遇赦归”，也就是说他最终蒙恩免罪成为“无罪之身”，《肥西县志》也有他遇赦后回到家乡，“岁余而卒”的说法。
但是有学者考证刑部奏折和《叶氏宗谱》认为，叶志超只不过因“朝审情实”，历年蒙恩“免勾”，未被处斩而已。他到死仍然是朝廷的死刑犯，死后尸体运回家乡，与原配夫人合葬于黄老郢。是否被赦免，这对于“盖棺论定”来说有很大的差别。
参考：张剑，《卫汝贵、叶志超相关问题考》，《历史教学问题》，2011.6
争议九 总兵卫汝贵是不是被冤杀的?
卫汝贵是甲午战争期间唯一被朝廷处斩的实授总兵，其罪状有二：一是平壤战役中“临阵退缩，节节败退”，以致“贻误大局”;一是所统盛军军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史学界“翻案风”兴起，戚其章、廖宗麟、陈悦先后为其翻案，认为卫汝贵在平壤战场上作战勇敢，其所统盛军军纪问题亦是莫须有的。陈悦以为卫汝贵完全是以光绪帝、翁同龢等为首的主战派利用言官力量，罔顾事实，党同伐异，打击主和派李鸿章的一个牺牲品。这一翻案似成定论。
2011年上海社科院张剑撰文指出，卫汝贵在平壤之战中虽立有战功，但亦负有“城池失陷”之责。卫汝贵被处斩最重要的原因是所统盛军军纪败坏，这毫无异议。尽管其被杀与朝廷政争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平日待兵寡恩。
参考：张剑，《卫汝贵是被冤杀的么》，《探索与争鸣》，2011年12期
争议十 甲午战争清廷赔了多少钱?
从《马关条约》字面上看，清廷赔款2.3亿两。而谢俊美说，清廷赔款2.8亿两。戚其章说，清廷赔款2.6亿两。这笔账到底怎么算?按条约内容，中国对日赔款有三项：(1)军费库平银2亿两;(2)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3)威海日军驻守费库平银150万两。合计为库平银2.315亿两。其实，日本实际得到的数目还应加上两项：(1)以库平实足(银两成色和分量)为借口多得的银两(谢认为多得的银两数额有3000万两;戚则认为有1325万两);(2)“镑亏”(金银兑换比价)一项多得的银两(谢认为这部分金额有2000万余两;戚则认为是1494万两)。另外，谢俊美还将清廷赴伦敦交付赔款一行中交付地点和手续的花费计入其中。于是，有了2.6亿两与2.8亿两两说。
参考：
谢俊美，《再论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问题》，《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
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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