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北元兵锋经常南下与明朝沿边发生军事冲突,包括蒙古上层或明或暗的唆使和相约,再加上官府的欺压和官吏的贪婪,巴丹后裔满俊于1468年在固原起义,以石城为根据地与明朝官军抗衡。

固原叛乱震动西北 在性质上就和当年唐朝的安史之乱类似 却注定闹不起来

大明朝的蒙古归化政策

早期14世纪后期,明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元朝留下的蒙古技术与军人队伍。明军使用蒙古人输入的回回砲攻克城池,穿戴着蒙古式甲胄去攻略四方。凡是愿意归降新朝的蒙古军户,也被朱元璋等明朝初代领导人所高看一眼。在内地,明朝效仿元朝的旧制度建立安置军户的卫所。同时,在每个卫所内都安排了投诚的蒙古士兵。

由于害怕他们因人数分散而被同化,甚至特别将其编组为独立的“达军”。这样,一直到燕王朱棣作乱的靖难之役,南方各地的明军还能凑出超过万人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后来,这些人迅速没落退化。明朝又将之后招降纳叛的蒙古人和中亚色目人安置于内地,从卫所军户到锦衣卫地方分支机构,可谓应有尽有。

在边境,明朝首先设立了多个蒙古人归化口岸。一方面作为抵御北元残余势力的堡垒,一方面也尽可能多的吸纳新一批蒙古人南下为自己当兵。而从朱元璋得天下的时代开始,就有成建制吸纳元朝地方部队的传统。一些在西北散领地内的蒙古部族,在城投后被直接授予了世袭官员身份。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一样的优惠政策。既有分布在河西甘州的蒙古人卫所,也有宁夏固原的自治部落。尤其是后者,不仅可以继续在规定的区域内放牧,还因为承担军役而免于徭役。

在明朝当局看来,这已经是他们能够给予规划人的最高待遇。其部族的首领,实际上保留了全部的内在权威。实际权益等同于西南土司或边境外的内附部族。尽管没有哈密王那样的高阶册封,也足以为怀柔政策而感恩戴德。但凡事皆无绝对。被编户齐民郡县和军户卫所包围的小块牧区,实际上很难养活足够的部族人口。

尤其是固原本身所处的河套地区,自唐末开始就遭遇了持续性的环境恶化问题。而当地经济在更早之前就仰仗于来自中亚和草原的商队贸易。但明朝偏偏用众多卫所与关卡,阻挡了大部分以正规渠道进入内地的外国商人。这无疑是对内地蒙古保留区的严重经济打击。

结果,慢慢恢复人口的蒙古归化部族,就不可能靠在一亩三分地上放牧来维持生计。他们经常同周围的贫困郡县进行小型走私活动,或者冒充入关的蒙古人来打秋风。最后,甚至于吸纳逃离郡县的农民来为自己耕作、放牧。更有人期望有机会突破边境封锁,同蒙古高原的远亲们建立联系。固原的叛乱就是基于这种背景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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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的时局

当然,仅仅固原一地的矛盾是不足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但处于明宪宗治下的王朝,在当时已经暴露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下。明朝在各地的驻军也是疲于奔命,旧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漏洞。

首先是在边境上,因蒙古入侵和人口内迁也造成的关外空虚,已经因明朝建立后的人群回流而发生变化。初步完成组织重组的蒙古、女真两大族群,开始频繁的与明朝边军发生冲突。尤其是地盘广大而派系众多的蒙古地区,已经有了瓦剌南下的重大事件。明宣宗的老爹英宗皇帝,就因此当过蒙古军队的“座上宾”。到他的儿子主政时,连东北方向的女真也开始闹腾起来。宪宗皇帝一面用边军抵御,一面要求朝鲜派兵支援。这也成为了明朝历史上首次使用属国军队助战。

其次是在内地,明朝的贸易封锁和经济管控,让很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民变。相比此前几代人所遇到的小型起义,明宪宗几乎是同时遭遇两场大规模叛乱。前有由西南的大藤峡事件,接着又有荆湖西北的郧县流民之乱。前一场危机爆发于广西,牵涉到广东、湖南、贵州等地。后一轮事变源自荆湖西北,波及陕西、河南、湖南三地,最远都辐射到直隶南部。这就迫使明朝在这个阶段内频繁用兵。而且与英宗时代的南征麓川和北狩土木堡不同,这些战事基本都发生在明朝内地。

实际上,以上所有问题都反应了明朝的结构性缺陷。萧条的经济与社会的失去活力,都让明朝的管控力度下降。很多以前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擦边球,现在就成为必须解决的要务。否则明廷就无力维持庞大的军政体系,出现自朱棣大废地方藩王以来的最大控制力危机。

因此,受封于固原的蒙古千户满四,便被陕西的地方官要求交出藏匿人口。而满四自己也不愿意继续被封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空间里忍受制度下贫困。在这种格局下,除少量部族上层外的其余人,都在赤贫线上下徘徊。这也是非常不利于部众继续效忠首领的不稳定因素。

当朝廷派出满四的侄子满璹去逮捕自己的叔叔,这位世代为明军千户的蒙古首领便宣布叛乱。因为一旦自己遭难,侄子就将成为新的首领,其行为等同于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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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挺的百年古堡

满四及其部众在1468年的4月起兵后,便以固原当地的石城作为基地与避难所。这座始建于唐朝时期的山城堡垒,曾是吐蕃帝国对外征服后的桥头堡。在西夏立国河套的时期,也是党项人地域北宋的南部驻军要塞。虽然从11世纪开始,石城的防御设施就没有做过任何改进,还是可以仰仗地势来成为难以攻取的坚城。

主城本身就坐落于群山之间,四周大部分地方都有悬崖峭壁保护,周围还有几座小山拱卫。不仅筑有6-10米高的城墙保护,外面还有3米深的护城河加强防卫。进入城市的唯一方法是一条小路仅供单骑通行的小路,本身也有一座副城守卫。满四就准备以这里为基地,同明朝的征讨军进行长期对峙。城内的几个专用蓄水池,也让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围困。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叛变,驻扎在周遭的明军都毫无准备。满四虽然只有4000人可以作战,但其中的蒙古骑兵还保留了先祖的灵活机动战术。他们主动出击四方,最远甚至抵达了河西的甘州,将缺乏备战的明军都逐个击溃。在获得物资与武器之余,也打出了招贤王的称号,在更大范围内招募加盟者。结果,大量周围的逃亡人口都跑到石城加入他的队伍。

1468年5月,30000来自陕西其他地区的明军陆续赶到石城附近,其中也包括了驻扎在边境上的宁夏镇边军。由于当时的明军需要在各地用兵,这样大规模的集结已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明宪宗也从京师派出的京营参战,但还在半途中没有抵达。陕西巡抚陈价却根本不把数千蒙古人和1万多流民放在眼里,想在援军到来前就解决问题。

陈价的自信不仅源自兵力优势,还在于叛军在当时严重缺乏武器。除了先前的部分蒙古军户外,大量的依附人口都没有武装,更没有军事经验。所以,巡抚大人觉得可以一举荡平满四麾下的乌合之众。但他发现满四主动带着骑兵来向自己挑衅时,便怒不可遏的下令全军出击。哪怕他们在前一天晚上才完成扎营,还是不顾劳累而发起强攻。

早有准备的满四,一路上带蒙古骑兵且战且退,成功的将明军带离了原本的营地。面对幕僚的疑惑,巡抚陈价更是摆出了不能在贼人面前示弱的政治正确,强令部队追击不止。在来回纠缠了10里之后,明军发现自己抵达了石城山下的山谷。蒙古牧民趁机将大量的畜群驱赶过来,直接冲散了他们的队伍。精疲力竭的明军,还来不及应付暴走的牛羊,就被尾随而至的叛军攻击。对方仅仅使用木头棍棒,便将数万官军打的全军崩溃。蒙古骑兵再顺势反击,将30000明军全部打散。

经过这场灾难性战斗,满四的叛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歼灭了陕西当地的野战部队。他还将明军中的蒙古士兵都招揽到自己麾下,并继续用轻骑兵袭击附近的残余官军。受到他们的影响,明廷送往河西甘州前线的军粮也被劫去。叛军势力则增强至2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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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鏖战

眼看局势失控,明廷派出御史项忠出马,带着万名京营士兵前往继续镇压。同时还调集了陕西边境上的50000边军一同出阵。以上各路平叛军中,不仅有装备大量火器的部队,也包括了明军每战必出动的蒙古骑兵。1468年10月,各路明军分几路前进,避免因过于集中而被满四的蒙古骑兵偷袭。通过这种分散部署的方式,顺利开进石城附近。但各路部队在具体时间上仍无法做到同步,这就又给了叛军以机会。首先抵达的延绥镇边军,发现满四已率领精锐出城迎击。他们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被武装升级的叛军给迅速击溃。

这时的明军也发现,由于数目扩增过大,叛军已经无法全部躲入山上的主城。大量的流民因野战能力较弱,被安排部署在附近山头和栈道上。他们为了抵御进攻,也挖掘了壕沟形成新的阵地。满四的骑兵则经常出城诱敌,再佯装战败后撤。企图将官军引入这些壕沟密布的陷阱当中。已经屡次因情敌冒进而被挫败的明军,则改变思路。利用兵力优势发起分头进攻,准备拿下石城附近的各山头,形成彻底围困局面。大将毛忠带着4000精锐边军从侧后登山,而另一位大将刘玉则从正面的山路发起佯攻。

但石城叛军的坚韧程度,还是超出了明军意料。虽然在外围战斗中,大量流民据守的山头被明军突袭拿下,但精锐守卫的主城却始终抵抗激烈。当毛忠率军翻过山丘,便遭到了城下壕沟的阻拦。蒙古人从城里射箭并投下石块,打的明军抬不起头。

15世纪中期的明军,已经从一支重步兵为主的军队,蜕变为大量使用远射武器的轻步兵。除了少许将领卫队与前排精锐还具有重装攻坚能力,其余人在强攻作战中很那发挥决定性效果。冲锋之前的毛忠就在关键时刻中箭而死,麾下部众只能撤回山头重组。负责正面牵制的刘玉同样中箭受伤,底下士兵险些一哄而散。多亏带着京营督战队的项忠感到,临阵处决了一名撤退的千户,才逼着士兵返回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刘玉。

此后,明军意识到强攻石城是没有效果的事情,便转而采取了围困手法。先是让人捣毁了城市的引水渠,接着在周围的山头建立阵地,用各种火器进行轰击。但根本没有攻城炮的明军,只能杀伤城头守军而无法对城墙本身造成任何损害。期间,明军还派士兵用泥土去尝试填平护城河与壕沟,也都因为守军的反击火力而作罢。有人建议打造攻城车,作为进攻时的移动工事。但军中的大部分将领觉得强攻损失太大,以至于否决了这个建议。

进入11月后,转冷的天气开始让明军出现动摇。但困守石城的叛军也因为水源被断绝而出现了后勤问题。加之原本只能容纳几千人的主城,现在涌入了近万人规模的队伍,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后勤压力。一些叛军甚至要在晚上,偷偷溜出城取水。明军就这样抓获了满四的心腹杨虎狸。通过威逼利诱,官军得知叛军也急于结束战斗,甚至有向北逃入蒙古地区的愿望。于是将计就计,准备了好了伏击作战。

果然,杨虎狸在被放回石城后,怂恿满四率军出来决战。后者在看到明军佯装下山的举动后,迅速带精锐骑兵突围。结果在山间小道遭遇伏兵围困,成为了项忠的阶下囚。但城里的残余叛军,又迅速让担任过军官的蒙古人火敬成为新的首领。在他的率领下,石城内的全部叛军在某天晚上进行了全体突围。

由于明军封锁了大部分出口,仅仅留下通往南方的道路,叛军主力便在这个方向上钻入了陷阱。包括火敬在内的大部分人被杀或被俘。分散突围的其他小股人马,则还有人在围追堵截之下暂时逃离山谷。最后一小队人马,到1469年1月才被消灭。

至此,持续达半年之久的固原之乱才被彻底平息。明军前后伤亡多达万人,战死数位中高级军官,前后动用近10万人马,才将4000蒙古牧民与1万多流民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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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不起来的新安史之乱

如果类似固原之乱的事情,早发生几百年时间,局势恐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但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注定了这场性质类似安史之乱的叛变,无法成为明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同为朝廷需要倚重的番兵番将,唐朝时的安禄山坐拥的是处于黄金时代的欧洲内陆交通线。当年的固原本身,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关卡和兵家必争之地。否则也不会引得后来的吐蕃与党项人将之据为己有。满四的先祖在元朝时也在此受封,无疑也说明了当地仍然具有战略价值。到明军进入关中,这条国际货运大动脉的价值已大不如前。明朝会愿意保留了当地部族,除去军事需要之外,就是判定固原并非自己必须占据的重中之重。

放眼同时代的世界局势,长期的战乱与破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船舶技术的进步,促使更多商人将目光投向海洋。整整两代人之前,明成祖朱棣的大国崛起就主要通过郑和的船队得到声张。以至于后人常常会忽略,当时还有明朝使节曾数次抵达中亚的撒马尔罕与赫拉特交涉。

尽管还会有络绎不绝的商贾,尝试从甘州和嘉峪关进入西北做买卖,影响力却已经逐渐不若渡海而来的南洋同行。这个历史进程在当时就已经如此清晰,却还是被明朝长期坚持的海禁政策给蒙上了一道纱。至于曾经远胜河西走廊的草原-代道商路,则更因为明军的陆地封锁和蒙古高原本身的衰败而显得无足轻重。那却是安禄山往日坐拥财富与权势的原因,也是后来的满四变得生活困苦的缘由。

天下大势的转变,无一例外的都会影响到每个参与具体事件的个人。满四不仅无法像过往的安禄山那样坐拥世界财富,也无法像范阳节度使那样招来众多突厥、粟特、契丹、奚部的外族战士。他的部落和小块牧场,其实就是欧亚内陆黄金时代的最后残余。他的身后已没有先辈所能依仗的广袤后路,所以他所能激起的震动,也就被历史记录者磨的波澜不惊。

但这样的格局衰退,对于明朝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幸事。项忠在解决叛军后,下令将石城全部摧毁。类似的事情在明朝时还发生过多次,其结果无外乎是整个河套乃至草原局部的环境荒漠化与人口散沙化。不愿前进而只能退缩的明军,仍旧会遭到各类蒙古部族的袭击。他们的反击也因为自己先前的短视而成为没有根基的浮萍。

长期的紊乱,将给游牧交界两头的地方都带来无休止的贫困。北面小王子、达延汗与俺答汗将层出不穷,南方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必定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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