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馆之战发生于986年冬，在宋辽战争中辽军攻宋瀛州，于君子馆大败宋军的一次作战。宋军在天冻无法使用弓箭的情况下被辽军击败，刘廷让的部队“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宋军河北防线遭到重创。
公元986年九月，歧沟关之战刚刚结束一个多月，契丹便准备大举南征，停问细务，专治甲兵，准备工作十分细致。十一月初八日，辽主在南京御正殿，大劳南征将校。十二日即大举南伐，军次狭底埚，萧太后亲自检阅辎重兵甲。十三日下诏以于越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对宋发动攻势。又以北院大王蒲奴宁驻奉圣州，与节度使蒲打里共决山后五州军政事，以防备宋河东驻军。
二十一日，契丹在诸部中设置都监，使各部各守营伍，勿相错杂混乱；二十三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二十七日，命驸马都尉萧继远、林牙谋姑鲁、太尉林八等人严守封疆，不得漏掉宋朝间谍；还严禁军中无故驰马，防止大军行动被宋方知悉。由以上战前行动看，此战规模当不亚于宋朝主动进攻的高梁河、歧沟关两次大战。
十一月二十八日，辽军至唐兴县，开始与宋军交锋。当时宋军屯于滹沱桥北，辽选将出击，纵兵齐射，并进焚滹沱桥。二十九日，辽楮特部节度使卢补古、都监耶律盼与宋军于满城交锋，由于卢补古临阵脱逃，辽军失败。另一方面辽将拽刺双骨里在望都与宋军先锋所部遭遇，一阵厮杀，擒九人，获甲马十一。
几次小规模战斗结束后，辽主便行赏罚：对于由于临阵脱逃而战败的卢补古，夺其告身，向全军宣布其罪状，其通判、都监一下一律施以杖责，并且以御盏郎君化哥权楮特部节度使，横帐郎君佛留为都监，分别代替卢补古和耶律盼；而获胜的拽刺双骨里则“赐酒及银器”。
宋方实际上早已得知辽军将要来犯，并已做好准备，不过辽军刚开始时的进攻非常零散，战斗规模颇小，而不象大战来临。从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久久没有大战发生，宋太宗在汴京便有些急不可耐，于是命令定州都部署田重进主动出击，攻辽歧沟关，又命令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准备北进，寻找辽军主力与之决战。
田重进奉命与十二月初四日引兵出定州，初五日成功袭破歧沟关，却并没有找到辽军主力。同日，辽军先锋都统耶律休哥部击败宋军于望都。此时宋方瀛州都部署刘廷让奉命御敌，得知辽兵势大，事先与沧州都部署李继隆商议，将精兵留给李继隆部为殿后，以为缓急之援，又约与李敬源部合兵，声言取幽蓟。
耶律休哥得知刘廷让前来抵御，便先发兵扼住险要，然后协同辽军主力开始合围宋军。当时天气大寒，宋军衣着单薄，手足麻木，不能控弓弩，十分不利。初九日，辽军又截了宋军辎重并焚烧其粮草。初十日，辽军主力败宋军于莫州，并终于在君子馆一带将宋军合围，而后开始进攻。
此战之前，宋军先锋、雄州刺史贺令图曾通过谍者收到过耶律休哥的传话说：“我获罪契丹，旦夕愿归南朝。”当时他没有识破这是诈降，而是轻信其言，并私赠重锦十两。此时，宋军已被包围，而耶律休哥又使人传言：“愿得见雄州贺使君。”贺令图竟然不辨其真伪，以为休哥正是按先前说好的前来纳降的，高兴得不得了。他想要独吞这份“大功”，不与诸将商议，亲引数十骑大摇大摆地“造访”辽营。此举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耶律休哥见他真的自己上了钩，坐在胡床上骂道：“汝尝好经度边事，今乃送死来邪！”当即下令左右杀其从骑，擒住了贺令图。
宋军被辽军重重包围，刘廷让当时只能指望李继隆的援兵，可李继隆却并没有如约救援，而是引兵退保乐寿。刘廷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战又不胜，突围不出。辽军攻势猛烈,宋将御前忠佐神勇指挥使桑赞率所部力战，从早晨杀到下午，辽军却源源不断地增援，桑赞不敌，率部逃走，宋军遂全军覆没。刘廷让骑着部下的马逃得一命，而宋军武州防御使、高阳关部署杨重进力战身死。宋军此战损失惨重，死者数万人。
辽军虽然取胜，却也损失不小，国舅详稳挞烈哥、宫使萧打里两员大将战死，足见战事的惨烈。不过辽军仍然乘胜扩大战果。君子馆之战使河北宋军完全丧失了斗志，而用未习战斗之乡民守御。辽军分兵前来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陷邢、深、祁等州，最远的甚至攻破了德州。
博州监军马知节初闻刘廷让之败，料定辽军会深入，于是完善城垒，集合丁壮，准备器械粮草，十五日就绪，当时官民都对他兴役很不高兴，等到辽军真的来到博州城下，见城中有备，便放弃攻打，众人才叹服马知节未雨绸缪。到了次年正月初，辽军又连破束城、文安，纵兵杀掠，而后才班师。君子馆之战辽军方胜，已经叛宋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引五百骑前来纳款，愿与辽通婚，辽准许，并自此与之交往密切，宋朝西北边境的压力骤然大增。
辽军在进攻望都、君子馆的同时，总管山后方面军事的北院大王蒲奴宁遣兵南下，自胡谷进攻代州，作为牵制攻势。当时宋军河东方面驻军主帅仍为三交都部署潘美。给事中张齐贤之前请缨戍边、代替已故的杨业驻守代州，与潘美同领河东军马。辽军至代州城下，宋军神卫都校马正率所部列南门外，寡不敌众。而副部署卢汉赟畏懦不前，保壁自固，不发一卒救援。破敌的重任完全落到了一介文官张齐贤的身上。他在城中选厢军两千人出城，列阵于马正所部的右侧，集众誓师，宋兵群情激昂，以一当百，辽军为之少却。
先前，张齐贤得知辽军南犯，遣使约潘美出师，以图会战，潘美允诺。但是使者自太原还代州，被城下辽军游骑截获。张齐贤得知此事，非常忧虑，害怕辽军设圈套，对潘美军不利。不过不久后，又有人来报，称潘美军出太原北进途中收到朝廷密诏，东路军败于君子馆，太原方面不许出战，于是潘美又折回太原了。张齐贤得到这个情报后，转忧为喜，说：“贼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
为了不把这个情报再泄露给辽人，他把使者锁在了密室里，然后将计就计，在半夜的时候，发兵二百，每人拿一杆旗，背一束草，到州城西南三十里的地方举旗列阵，点燃草束。辽兵望见火光中旗帜如林，以为太原的援兵真的到了，十分惊骇，立即向北撤退。张齐贤早已在土磴砦埋伏步兵两千，此时突然掩击，大败辽军，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首数百级，获战马两千，其余车帐、牛羊、器甲不计其数。
代州大捷，完全由张齐贤策划并指挥。然而捷奏时，张齐贤却将功劳归于卢汉赟。卢汉赟也竟然不知羞耻地具名奏捷，得到太宗的褒奖。宋各地军民闻西北捷报，人人振奋。
君子馆惨败之后，宋太宗自淘河至泥姑海口，沿滹沱河东西九百多里，设置军寨二十八座，铺一百二十五个，戍卒三千余，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巩固河防，并禁止公私商人越河贸易。由于辽军深入宋朝腹地，烧杀掠夺，太宗十分狼狈，很无奈地“下哀痛之诏”。
捡了条命回来的刘廷让狼狈地回到东京，诣阙待罪。太宗认为此战失利只要是李继隆的过错而没有责怪他，而召李继隆归阙欲加责罚，经过“中书问状”之后，不久又将其赦免。贪他人之功的卢汉赟也没有高兴多久，朝廷很快便知道了他根本没有参加战斗，将他与钤辖刘宇一同罢为右监门卫大将军。
雍熙四年四月，由于辽军累次入寇，宋太宗遣使臣往河南、河北诸州，招募丁壮编为义军，采取强制性八丁取一的做法。京东转运使李惟清上言：“若是，天下不耕矣。”三次上疏谏阻。宰相李昉等又相继上言，称河南丁壮并非边民，不习战事，太宗只好免了河南丁壮，只选河北丁壮组编。
歧沟关之战刚刚结束四个月，契丹便发动君子馆之战，其报复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是报复，目标也就并不明确，主要的目的无非是烧杀抢掠。这是传统的游牧民族侵边政策，对于辽这个已经可以称为封建帝国的大王朝来说，在战略上是可以说一种退步，不过战术上如果不出现较大失误，还是可以借此取得一些小利的。不过综观此战看来，这又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报复战。
第一，辽方准备充分，战前部署也十分细致；第二，战役规模上，辽方能将刘廷让的数万人包围并歼灭，说明其兵力之强。宋朝两次主动进攻都是要与契丹决战并夺回幽云十六州，而契丹之前的南侵则很大程度上是袭扰性质的，规模虽然不小，却大多是漫无目的的，要么是战败而退，要么是见好就收。
而这次君子馆之战，萧后与辽主亲征，以身为于越的耶律休哥为前部，西路还有牵制攻势，虽然仍是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就战役进程看，其目的有二：抢掠以自实，杀伐以慑敌。同时，这是辽景宗死后，由萧太后领衔的契丹统治集团发动的第一次南伐，又可看出萧绰的对宋政策比起耶律贤的对宋政策的微妙差别。
宋军虽然早早得到情报，可实际上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充分。隆冬的季节，军士的衣甲竟然如此单薄，冻得手足麻木，不由得想起了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如此，天时首先就对宋军不利。战役打响后，宋太宗先坐不住了，命定州田重进主动出击，结果放了个空枪，虽占领契沟关，却未对战局产生任何影响，反倒削弱了宋军的防守力量，把抵御契丹的重任都压在瀛州刘廷让、沧州李继隆的肩上。
而刘廷让把精兵拨给李继隆，好象放了一百个心一样，居然毫不防备，就被契丹轻而易举地包围了，其间又出现贺令图自投罗网这样的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而李继隆本身并非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人，这一点从他很多次战役的表现中都可以证明，但他却又出于另一种考虑，不守前约，放弃救援刘廷让，而自作主张退保乐寿，这就至少暴露出宋军各行营将领之间的配合不利的问题。
用将上，由于宋军大部分现役将领几乎都参加了契沟关之战，因为惨败而大半黜免，只有李继隆等少数将领有功而免于被黜，所以边将奇缺，为填补空白，宋太宗不得不重新起用如刘廷让这样的太祖时期的旧将，甚至张永德这样的后周的旧将，并参用一些文臣（如张齐贤）及原来自己藩邸里的武人。
这样，各行营将领间的年龄、资历、文化程度不同，按现在的话说甚至有“代沟”，在加上宋朝的军事制度和太宗对将领的防范心理，想让这些人在一起配合御敌真的是难上加难。李继隆不援刘廷让的原因笔者不得而知，不过不妨揣测一下。刘廷让是宋太祖的“义社兄弟”之一，早在宋朝的统一战争中就已经作为主将参战了，与李继隆的父亲李处耘的资历倒是比较接近。
而李继隆是太宗时期才崭露头角的将领。那么很有可能是刘廷让仗着自己的老资格以命令的口吻来指挥与自己同为一路行营都部署的李继隆，而李继隆压根就不同意其主张，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刘廷让并不理会，确信他会听自己的，结果导致二人配合的重大失误。当然以上这只是笔者的猜测，不过确实是很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此战大为“出彩”的贺令图，他的身份是外戚，也当了多年的边将，雍熙北伐就是他父子二人首先提出的，史称贺令图“轻而无谋”，做了多年边将居然如此容易上当，但是笔者始终不敢相信，一个戍边多年的将领真的就有这么蠢，或许是休哥的诈降做得太逼真了，或者是贺令图被一时的立功心切冲昏了头脑，或者二者兼有。不过，就这次战役看，“轻而无谋”这个评价给了他实在是没有一点冤枉。贺家父子在同一年里，一先一后在宋辽战争中被杀，殊是可悲。
相比之下，在众多武将纷纷打败仗的当口，接替已故的杨业防御西北边境的一介文臣张齐贤倒是表现得机智果断，能够将计就计，在没有外援的困难情况下取得全胜。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书生在危急关头却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魄力。宋朝对武将防范得严，却客观上造成了大批优秀文官将领的涌现，后来的范仲淹、章楶等便是此类。
契丹在君子馆取胜，并且乘胜略地，游骑深入宋朝腹地，烧杀抢掠，再次震慑宋人，增长他们的恐辽情绪，为以后在媾和中增加了有利的外交砝码，这种恐怖政策可以说在客观上收到了效果。还有一点，赏罚分明一直是辽军保持战斗力的法宝，刚开战时，的两次小规模战斗之后就马上例行赏罚，起到的直接效果就是将领效力、士卒用命，不能不说是辽军的一个光荣传统。君子馆得志之后，辽人越发觉得宋人软弱可欺，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有了之后的一系列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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