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天色将暮，万籁俱寂，县城内外，和往常一样的平静。
当天傍晚，在当地驻扎的国民党第26路军的指挥所内，参谋长赵博生，正以领饷庆贺为名宴请官兵。20时许，酒宴正盛，赵博生突然站起，一翻慷慨陈词后，在场的6名团长、2名旅长随即遭到拘捕，他们的图章被缴下，并以其名义下令调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楼下卫士也一举被夺下武器，甚至一名顽抗的师参谋长被当场击毙，12月16日清晨，旭日东升，26路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苏区奔去，这就是87年前，轰动全国的宁都起义。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起义行动?在当时蒋介石向苏区疯狂围剿、敌我力量悬殊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人又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采取瞒天过海之计，成功促成一支完整的国民党部队加入红军?
1931年的一天下午，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他拆开一看，信的主要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内容。原来，这是由秘密潜伏在26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写给他的。
第26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后被蒋介石收编，但他对这支非嫡系并不放心，调其剿共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
这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该军在宁都已处于红色区域的包围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时正值梅雨季节，该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后严重水土不服，加上瘟疫流行，因病死亡者达数千人之多;且蒋介石一直视其为“杂牌军”，在生活待遇和军事装备上严重克扣，连续数月不发军饷。因此，广大士兵长时间士气低落，军心浮动。
这种局面，让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第26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1931年5月下旬，上海党中央派王超、袁汉澄、李肃3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该军，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地下工作。
这封意外的信件，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道出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官兵对被迫执行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呼声。此时，端坐在案头前的军参谋长赵博生，结合当下所部面临的惨淡处境，起心动念，决定不再沦为蒋介石“剿共”的刽子手。
很快，包括赵博生在内的20余名官兵被秘密吸收，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和官长党员、士兵党员两个支部，使党的力量渗透到该军各个角落，基本控制了全军。地下党员们利用谈心、上课，甚至打牌、发牢骚等各种机会巧妙地向官兵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起义。
但当党组织各项工作在26路军内部，有条不紊地展开时，一次意外的事件却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并成为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1931年11月底，26路军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落入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立即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封电报被赵博生截获，特别支部决定发动起义，派组织委员袁血卒进入苏区与红军接头。袁血卒星夜赶赴苏区，却被赤卫队员当作敌探逮住，虽百般解释仍无效果。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才使赤卫队员们相信他是自己人。袁血卒被送到红都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坚、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得到了关于起义的宝贵指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宁都。
另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争取26路军两位主力旅旅长的工作也进展顺利。这两位主力旅长是董振堂和季振同。他们俩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却与赵博生一样，有着挚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了。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与红军一起反蒋抗日的道路。
12月14日黄昏，宁都全城更换岗哨，实行戒严，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全部被切断，各有关人员按照计划进入岗位。20时许，在这幢宁都城东耶稣堂内的二层小楼里，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官兵拘捕了少数反动军官，封闭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当晚，中央苏区的广播里传来了国民党第26路军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现在坚决的暴动了，脱离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从今天起，我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宣言震惊了全国，12月16日，起义部队集合在固厚河畔，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宁都起义“不仅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更对壮大红军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这支部队的加入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由3万余人猛增到约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整个苏区都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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