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上我军有许多著名的将领，今天小编说的这位，他打仗比林彪还猛，27岁就当上军长，却因为妻子被杀，自己跳河自尽。
此人就是余天云。余天云是湖北黄安(后改为红安)人，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两任国G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以及郑位三等许多共和国功臣，都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有8名上将、10名中将、43名少将。毫无疑问，假若余天云不死，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将军名单中。
余天云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做裁缝以维持生计。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参加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几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
余天云战功显赫。在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他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1932年3月，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陈赓)36团团长。此后，他率部参加了苏家埠战役、潢川战役等。红四方面军转移川陕的过程中，曾在枣阳、新集、漫川关一带遭到敌军围追堵截，余天云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辟通道。进入川陕后，在对付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作战中，他率部重创敌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率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一个多旅的轮番进攻，激战三昼夜，歼敌1500余人。彼时，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与之相匹的，还有同在12师担任团长的许世友(34团)。但后来，许世友无论在脾气方面还是酒量方面，都输于余天云。余天云其人，由此可见一斑了。
在红军的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恶战，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剿”——由于张国焘的“肃反”，大批红军骨干被错杀，致使反“围剿”不利。继霍邱县城失陷之后，国民党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欲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就在柳林河，敌军前堵后追，卫立煌的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遭遇了，于是爆发一场恶战。显然，那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而当时战斗之激烈，多年后仍让参与者心生寒意。陈赓曾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当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坐镇柳林河指挥所，突然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扑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余天云带兵火速救援，经过一番厮杀，才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由此可以想见，彼时的余天云，有着怎样的光环。曾有人言，那是余天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的巅峰时刻。当然，论及原因，除了其战功，也有可悲的“天时”——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已使许继慎、曾中生、吴光浩等红军中更加著名的将领悉数被除或弃用，余天云才得以脱颖而出。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无形中得到擢升;加之张国焘等向来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不予信任，而贫苦农民出身的余天云自然成为高级将领的最佳人选。他文化程度较低、头脑简单，但对党(在张国焘看来也是对他自己)忠心耿耿，自然成为张国焘器重和赏识的高级将领。余天云身为军长，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负伤，而战功尤为卓著，如在对付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斗中，他率领30军在31军93师的协助下，在黄木垭一战中围歼川军万余人。在此后的总结大会上，30军荣获三面锦旗——256团被誉为“夜老虎”，263团被誉为“钢军”，274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
那是一位年轻的军长，红四方面军30军的军长，年仅27岁。如果他不出事呢?看看当年的战友吧：30军政委，就是后来的国G家主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则有上将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等;甚至当年他的部属中也有上将王建安(原88师政委)，中将杜义德(原89师政委)、程世才(原90师政委)等。
余天云不仅军事才能过人，酒量也是不一般。
众所周知，许世友那可是出了名的猛将，打仗勇猛，脾气火爆，当然，还有酒量大。而余天云之所以能让许世友心甘情愿地“拜服”，靠的正是酒量。
许世友和余天云两人都在红四方面军，两个火药桶凑到了一起，可想而知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有一次，许世友去找余天云办事，说了没几句就吵了起来，要不是警卫员拦住，两个人真得以命相搏。
当然，大家都是红军将领，不能真打架，那怎么办呢?张国焘给出了个主意，说你们俩不是都能喝酒吗?那就以酒论高低，谁喝赢了听谁的!
两人一听，既能喝酒又能办事，当然是乐得其所，说话间，酒坛就摆了上来。结果你猜怎么着?两人豪饮数坛酒，喝了整整一晚上，最后皆以不省人事告终。
后来仔细一数，余天云多喝了一碗。经过这番“以酒会友”之后，许世友算是彻底服气了。好在第二天许世友醒得比较早，也算是挽回了点面子。
不过，余天云虽然酒量过人，豪气冲天，但却和普通人一样，迈不过“情”字这一关。
余天云的妻子名叫刘伯新，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师第二团团长，可惜当初在过草地的时候，违背命令宰杀了当地老乡的牦牛来充饥，结果被张国焘下令枪毙。
妻子的死，让余天云顿时丧失了理智，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不公平待遇，竟在1936年4月选择跳河自尽，才刚刚30岁。
试想，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话，按照他的地位和军功，1955年授上将军衔也是不在话下的。所以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点也不冤枉余天云。
从表面来看，余天云的悲剧命运是败在了儿女情长的手里，但如果我们抛开表象，就会发现余天云的结局其实是性格使然。
余天云的性格虽然豪爽，但也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政治觉悟不够高，凡事喜欢耍性子。想当初部队攻坚作战遇到了困难，伤亡严重，作为军长的余天云不是想法子减少伤亡，反而是责怪起政委来：你平日里不是天天开会吗?你倒是开个会来想办法呀!
从这点来看，余天云确实是“匪气”太重，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就曾评价他说：“余天云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不注意掌握政策，有时还破坏政策。”
这还不算最过分的，余天云最大的毛病在于性子太烈，谁也不服，不管是手下的士兵还是上头的领导，就没有他不敢招惹的。余天云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等等一百多号人，竟然无一例外全都被他揍过，而且在余天云管理的部队里，打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除了手底下的人，余天云就连领导也不放过。1935年，余天云被安排到红军大学进修，恰好碰到了自己的老冤家何畏。
这两人都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军长，彼此都看不顺眼，不过这一回却不同了，人家何畏是校长，而余天云却只是学员，心里不服气的余天云就不干了，在课堂上处处挑刺，不仅搞得校长何畏难堪，就连总教官刘伯承也很不舒服，最后闹到了张国焘那里，张国焘把他关了禁闭，才算了事。
而被关禁闭后的余天云开始意志消沉，对何畏更为不满，何畏也依然当他是犯人，强令他抬米，余天云不干，还故意制造麻烦，既不肯走也不愿意骑马，红军战士不得不用担架抬着他行军。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一条河上的铁索桥时，被红军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的余天云突然就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然后就跳入了滚滚河水，去世时年仅30岁。
后来余天云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安葬，张国焘虽然对他的死很悲痛，却也对将士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毛主席得知余天云的死后，也感叹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不管是死于何种原因，历史最终给了余天云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称为我“红军时期的高级指挥员”，这个应当是客观的、公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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