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敌于天下的蒙古骑兵，弱小的南宋为何还能够坚持44年才被灭亡呢？

首先，是南宋国的自然环境。南宋国北有东西横贯中国的巨流长江为屏障。在当时，长江就几乎等于是一片海洋。此外长江以北还有注入外海的淮水与注入此河十数条几乎是并行的河川。并且，在中国中部，还有从西北蜿蜒向东南流至长江的汉水与依势于此的大大小小各色河川。光是这样就够棘手的。

就算是幸运地渡过长江，也还有不逊于淮水及汉水的大河川成群流动。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小湖沼亦四处分布。南宋国是大河与湖水之国，被水环绕守护。对蒙古而言，那是与他们目前统治的包含华北在内的干燥地带完全不同的世界。

再者，南宋国东侧全是外洋。姑且不论首都杭州，像宁波、福州、泉州、广州等重要城市，亦皆为港湾城市。而蒙古人如果被迫在海上作战，就不知如何出手了。不只是大河与湖沼，他们也不得不与海洋相争。何况，南宋国在长江与外海即江海上还有水师与海军，特别是巡视长江上下游的水师更是强劲。那是长年储备黄金的结果，当时的南宋国恐怕是中国史上除去地方政权之外，在具有全国性质的正式政权中，最早保有“常备水师”的政权。

从本来应该是内陆型，且疆域颇具规模的国家保有“常备”大舰队的这层意义来讲，这恐怕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事例。当然，若是只有常备舰队，那么还有在遥远往昔的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时的希腊雅典或所谓的罗马帝国，甚至是蒙古时代中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等事例。但是，至少这些国家的基础中本就有位于海洋的部分。

我们动辄以为只要一提到中华帝国的军队，就必然是陆上战斗力，甚至是步兵。但是，最近中华帝国的“sea power”即“海上权力”突然开始在国内外被谈论。只是，其焦点是海洋，其讨论的时代也多为南宋之后。严格来说，海与河川应该是不同的。从实际情况来看，乘风破浪的船只与以没有波浪为前提的内河船只的结构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将此作为“水力”，意即“江海之力”来考量的话，南宋国“常备舰队”所具有的军事意义也许应该被重新审视。

与此相对，蒙古方面在这个时候连像样的水师都没有。忽必烈必须在这样的状态下赤手空拳迎战世界史上最早的“常备”水上战斗力。从自然环境来看，江南的湿气与酷暑也是问题。马匹较能适应寒气，却难耐闷热。更何况，要从北方直接令牧民骑兵驱入江南又太过遥远。光是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往返，应该就会费掉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了。

蒙古马与骑乘于上的骑兵过的是一种夏季分散放牧而冬季集体越冬的游牧民生活模式。若要一边保持牧民生活一边规划远征，就必须在这一年间的规律生活中组织远征活动才行。至少对于中国南方，以蒙古为基准点按季节出击的作战构想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江南位于“有效射程”之外。

理所当然，地球上的移动在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意义各有不同。如果是东西横向的移动，那么气象与风土的差距并不那么大。但是，若是南北纵向的移动，景观与状况就会逐渐地改变。就算是史上闻名的蒙古大远征——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皆是东西移动。

就算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总归是在以干燥为基本特征的地带上进行东西向移动。若是如此，那么保持牧民生活的大远征则是可能的。只要在重要地带的牧地上，让马匹或家畜休息加以牧养即可。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离开蒙古本土也没有什么阻碍。

但是，南北移动的大远征就无法如此。一旦南下，自然条件就有所改变，途中不见牧草地。就算是有，但小规模的草原很难满足大集团的大规模牧养。东西移动的远征与南北移动的远征，就算距离相同，南北移动也显得更长更远。忽必烈及其策士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不利条件。

甚至还有自然环境以外的问题。那就是从黄河到长江间的区域几乎是荒野。

过去在北宋时代，这个区域原本是运河中有船，陆地上有车，在北宋领内是最富庶繁荣的地带，但在金与南宋长期的南北对立之下，几近荒废。除了南宋方面配置在相当于国界线的淮水一线上的军事设施之外，四处只有军事驻屯地与行政上的城市点状散布。

在忽必烈开始南宋作战三十四年前的一二三四年，南宋国趁着金朝灭亡后的间隙派军北上，意图恢复中原。

但这恢复真的只有一瞬间而已。他们无法对抗驻守在黄河南边的少数蒙古单支队伍，南宋的北伐军就放弃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开封与洛阳而撤退南下。不止如此，他们疲惫得连队形都无法保持，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南宋国境内。南宋国此次损失了很多兵力，与其说他们是因战斗而丧命的，不如说皆是中途倒下的。

在中国史上，此次战役被冠上南宋国的年号称作“端平入洛之役”。该战役以极端的明暗对比——从“异民族”王朝的手中夺回故都的壮举与极尽悲愤的溃走——而闻名于世。在后世部分以“华夷思想”来理解此役的汉族读书人，将之视作蒙古极尽卑劣毁约与突袭的结果，从而悲愤不已。他们在主张游牧民或蛮族不守信用时，屡屡以此为例证。但是，真正毁约与突袭的却是南宋这一方。此一点已被钱大昕指出，甚至在最近也为中国具代表性的元代史研究者陈高华先生所厘清。

在这个出其不意袭击的作战方案被提出来时，南宋朝廷内部也有异论。大意是说，在歼灭金朝的协同作战中打破与蒙古所确定的新国界线约定，没有胜算的收复故土作战是危险的。若是弄巧成拙，还会重蹈北宋的覆辙。北宋虽然曾与新兴的金朝合力消灭宿敌辽国，却又企图全面收复北境的“燕云十六州”，故招致金朝的反击，从而使国家灭亡。

反对派的根据就是从长江到北方的中原为止，皆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所以很难确保粮食的供给，只能携带军粮而行。但是，由于可以携带的量有限，就算军队十分幸运，能够收复失地，也无法长期确保，最终果然如此。这一事件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现实。要言之，以淮水流域为中心，特别是自其北侧开始，有横亘中国本土中部将近三四百公里辽阔的带状“空白”，形成巨大的壁垒。

蒙古若是要强硬地将之突破，就会重蹈南宋军的覆辙：就算是只以骑兵部队往驰而战，接下来又会面临长江这道水的壁垒；也很有可能被夹在荒野与大河这两个壁垒中间，在长江江畔进退维谷、最终自灭。面对南宋国，若是由北展开正面攻击，甚为困难。速战速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江南城市防卫能力很强，尤其是在设施方面更为杰出。

南宋境内的城郭市镇为高厚城墙及深广水濠所包围，就算有好几层的围郭也不稀奇。迄今为止，蒙古已经在华北及中亚等地累积了无数的攻城经验。虽说如此，如此顽强的城郭还真是难以对付。如果要一座一座地攻下这些城郭，不知最终需要花费多少兵力和多长时间。

事实上，在忽必烈在位约三十年前，就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失败案例。那就是配合拔都西征而进行的以窝阔台三子阔出为主将的南征。出征军队包括窝阔台次子阔端所率的西川侵略军在内，战线拉得很长。阔出的中央主队避开“空白壁垒”，想顺汉水南下。但是，在战役一开始主将阔出就不幸遽逝。欠缺统领的蒙古军，各支军队分散不整地围住南宋的城郭城市，不过因为坚固城墙与护城河的阻挡而无计可施，连到达长江一线都无法达成，反而被迫慢慢后退。他们被南宋名将孟珙所指挥的南宋军逼退，连汉水中游的襄阳都失去了。

阔出的南征至少在名分上含有对“端平入洛之役”的报复意味。但就南宋方面而言，有关此时蒙古的侵袭，他们在“端平入洛之役”前所担忧的“重蹈覆辙”很侥幸地并未成真。另外，就蒙古而言，这次大失败还留下了血腥的记忆。自成吉思汗以来，这是蒙古第一次在远征中投入了大兵团却彻底失败的案例。

而且，十年前蒙哥南征时，塔察儿也失败了。就算是八年前忽必烈本身的南攻，也是在慎重准备之上勉为其难的进兵。其归路不得不使用属于敌方阵地的汉水路线，并且需要快速地渡过。若要大部队南下，除了选择汉水流域外别无他法。但是，自阔出南征以后，经过塔察儿的失败，蒙古失去以位于中国本土正中央要冲的襄阳为主的汉水流域。忽必烈想要向这片“失地”全面进攻的作战构想，也被一个大大的脚枷束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