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初，八路军四纵政委邓华主持召开了九间房子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和冀东抗日联军全部向平西转移，西撤整训，结果惨遭失败，冀东抗日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出发时的五万大军，到达平西的只有高志远部千余人和蓟县遵化一带的几百人。
冀东武装起义及冀东抗日形势潜伏的危机，使部队整训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整个冀东武装起义，从1938年7月6日港北起义和7月7日岩口起义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暴风骤雨，首先在以滦县、昌黎、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玉田、蓟县、平谷、三河地区和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山地和平原发展起来，并推动了周围各县人民参加起义，如卢龙、抚宁、密云、通县、顺义、香河、宝坻、宁河、武清、兴隆、青龙县等，总计21个县参加暴动，抗联系统组建了有7万多人全副武装的47个总队。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军还有3万多人。
八路军第四纵队的5000余名指战员挺进冀东后，分头并进，先后打下南口、居庸关和昌平、兴隆、平谷、蓟县、迁安等县城，建立了密(云)平(谷)蓟(县)、昌(平)滦(平)密(云)、兴(隆)滦(平)丰(宁)、承(德)兴(隆)平(泉)、丰(润)玉(田)遵(化)等联合县及蓟县、迁安等县抗日政府，像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所谓的“满洲国”境内，在冀热边区连战连捷，有力地接应了冀东人民发动的抗日大暴动。
冀东抗日联军建立以后，兵分多路，四处出击，相继攻克乐亭、卢龙、玉田等县城和唐山矿区，占领了冀东大部分乡镇，摧毁了农村全部敌伪政权。致使北宁铁路被拦腰切断，控制古冶至昌黎的铁路达半个月之久。中外哗然。外国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等均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事件。
8月下旬，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各路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由邓华主持。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冀东大暴动是胜利的，但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需要统一领导和指挥，要抓紧整顿部队。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由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成员、国民党人士刘绍襄任主任，并任命了一些县的抗日政权县长，加快建立健全各县的抗日政权。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统一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抗日救国会等。会议确定了建立、坚持冀热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整训冀东抗日暴动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会议推举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任冀察热宁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冀察热宁军区政治委员，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由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在现有起义部队基础上各组织一个军分区，四纵派干部组织两个军分区。这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巩固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建设根据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中共冀热边特委于8月22日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并请转蒋介石委员长及全国将士、抗战团体，报告了冀东抗日大暴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庆祝冀东的初步胜利，庆祝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的亲密合作”，并表示决心“以坚持的努力，为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29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致函蒋介石，转达了这一电文。9月1日，从延安传来喜讯，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致电祝贺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的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进、生长、壮大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统治以更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和巩固部队，武装和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和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如果当时抓住这些有利时机，是完全有可能粉碎日寇对冀东的进攻，建立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的。
冀东抗日起义的胜利，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这年夏天，日军正在全力向华中地区举行战略进攻，顾及冀东的兵力有限，在冀东基本采取的是守势。夏去秋来，日军缓过手来，决定进行大反扑。进入10月，华北日军从武汉一带调来一个旅团，准备和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关东军、伪满军共有十几万兵力，围剿整个冀东的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向遵化、玉田、兴隆地区形成大包围的态势。伪满军队在通过喜峰口一线向我军进击。唐山等地的日军也将出动。敌人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向前推进，企图聚歼我八路军和抗日联军主力于遵化地区。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主要是准备在冀热边区开创一个以深山区为主要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以供冀东暴动的抗联部队集结、隐蔽和休整，坚持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争。为贯彻铁厂会议正确的决定，在什么地方创建根据地就提到了日程。中央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但是，雾灵山没有人烟。四纵拟在青龙北部的都山建立抗日根据地。9月初，宋时轮决定集中四纵和抗联的主力部队攻占都山，遇到了日本关东军、伪满军的顽强抵抗，没有成功。部队减员严重，而且减员的多是干部和老战士，军队里多数都是刚刚加入军队不久的新战士。这样，正规八路军急需要整训，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另一方面，大量抗日联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如何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如何提高战斗力，如何利用好游击战术，发挥我军长处利用敌人的短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更需要整训。其他参加起义的武装，成份复杂，纪律松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改造，任务非常艰巨。此时冀东平原青纱帐已经割倒，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部队所在山地，人烟稀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恶劣的环境，但从当时抗日战争的总体形势来看，这些困难都可以在以后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克服。后来的斗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41年9月，冀东抗日游击队组织3000余人打出长城，进入热河，创建了雾灵山与都山之间的大块游击区。经艰苦工作，在长城外站住了脚，并成立了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东北地区的情报，在伪满建立点线关系，争取伪方人员等。
由于当时的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忽视了自己的有利条件，缺乏在冀热边创建根据地的决心信心和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主力部队少了不能坚持，部队多了，目标大也会遭到敌人围攻。地方党有依靠主力思想，缺乏单独坚持冀东武装斗争的信心，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地及时整训部队、加强政权建设、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是撤至平西整训，还是坚持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由于错估了敌人的力量，致使西撤意见在冀热边特委占了上风
1938年9月中旬，第四纵队党委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包括各大队领导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暴动队伍虽然数目庞大，但是武器装备短缺，基本没有实战经验;也需要整训，而在冀东大规模整训十分困难，决定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整训，并动员抗联也西撤到平西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四纵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起义武装坚持在冀东斗争，留下3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决定做出之后，打电报请示晋察冀军区，在等待军区报告的时候，宋时轮带第四纵队第三十一大队和第三十二大队撤到了白河以西，留下邓华带领一个大队集结待命。在这关键时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马辉之来到冀东向邓华传达中央关于在燕山山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邓华表示，如果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兵力不足，需要把四纵第三十一、三十二大队调回冀东，于是，邓华再一次请示晋察冀军区。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指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邓华、李运昌、胡锡奎(化名王瑞清)在迁安县新庄子开会，研究当前形势，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在冀东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几日后，宋时轮致电邓华：敌人已经兵分七路大举进攻，要求邓华率队西撤。10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宋时轮和邓华已经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军事情报，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决定“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宋时轮在白河以西地区致电邓华，在丰、玉、遵一带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的队伍向平西转移。
10月8日，四纵和抗联在九间房村召开会议。商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队伍的去留问题，会前，邓华已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姚依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同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等党内同志通了气。邓华介绍了有关情况和四纵党委的意见指出，暴动已引起日本侵略者严重注意，我大兵团在冀东活动和进行整训是困难的。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再加上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四纵主力和部分抗联部队准备撤到平西根据地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李运昌等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西撤的意见。主张在原地边战斗边整训，指出可以在同敌人斗争中，利用战斗间隙和敌人暂时不能到达的地方进行短期整训，利用多个临时短期整训完成一次有重点又较全面的整训。他还指出，通过起义，我们摧垮了大部分村镇以下的敌伪政权，可是相应的抗日政权在多数地方都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普遍建立县以下的地方的抗日政权机构，充分发挥广大老百姓的抗日力量和智慧，就会使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队伍到哪里，就有基层政权和人民的支持。各个县一级的抗日政府有了广大基层组织的支持就都活了，广大农村的掩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青纱帐消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些工作做好了，边战斗边整训也就有物质保障了。敌人进攻时，四纵和抗联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广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敌人撤退时，集中起来，打击敌人的薄弱之处。经过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有把握的。李运昌得出结论说，冀东的抗日形势现在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如果把抗联都拉到平西进行整训，十多万人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向平西进发，这无异于把我秘密活动的抗联一下子都暴露给敌人。敌人行动迅速，调集军队打来，必然会造成我军巨大伤亡。
李运昌同志的分析和结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更多的与会同志没有看到自己的有利条件，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局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赞成西撤，否决了李运昌的正确意见。会议决定，冀东抗日联军的各路军都跟随四纵迅速转移到平西根据地，四纵从每个大队抽出一个连队，组成3个支队，坚持战斗在冀东山地，建立一个军政委员会，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梅负责领导，与地方工作人员配合，分别活动在迁安、丰润、遵化、蓟县、密云等县山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会议还对西撤的路线、顺序做了安排。
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11月25日，党中央、北方局一再指示，一定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但劝阻没有效果。
平西大撤退使部队失去依托，完全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伤亡惨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0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高志远部在前，洪麟阁、陈宇寰部居中，李运昌部断后。5万人的大军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边的过了潮白河，后边的李运昌部刚起步走。部队从遵化，经蓟县、平谷、密云过潮白河。时值深秋，战士们穿单衣，沿途又没有根据地依托，缺乏粮草准备，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沿途群众难以支应，风餐露宿，又冷又饿，步履艰难;同时，暴动群众大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抛弃妻儿老小，又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基础;在狭长的地带，频遭敌人的截击，抗联战士伤亡惨重。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高志远部。抗联三路独立大队长曹致福率200人迎敌。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阵亡，他率领的三个总队瓦解溃散。洪麟阁率领的抗联队伍在马伸桥北遭到敌人的截击，抗联副司令洪麟阁牺牲，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继续西撤。冀东抗联昌黎支队西撤途中，行至遵化县宫里村一带宿营。日伪军步骑兵一部秘密包围了宫里村，占领高地向抗联司令部攻击。抗联退守在一个大院里仓促应战。冀东抗联昌黎支队司令丁万有壮烈牺牲。李运昌部的战斗在瓦罐头最为惨烈。上边有敌机轰炸扫射，两边有日伪军的夹击。抗日联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游击队的优势全部失去，完全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人们纷纷倒下，或者溃逃。损失惨重。打了一天恶仗，死伤600余人。
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潮白河。这时，李运昌的部队和李楚离领导的原来洪麟阁的部队总共只剩下六千余人，如果再继续西进，必将前后受敌，全军覆没。鉴于这种形势，李运昌、胡锡奎和李楚离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了二路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抗联停止西进，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坚持游击战争。李运昌带6000人的部队经三河、宝坻，在国民党第七、九路军的帮助下，横渡蓟运河，过玉田，绕丰润，到达滦县北部的杨柳庄一带。途中遭到敌人不断地围追堵截，连日苦战，疲惫不堪，部队天天伤亡减员，转战到迁安柳沟峪时，他身边只剩下130人。
抗联五总队被敌人打散，总队长李润民、政治主任高培之流落北平被捕，惨遭杀害。过了潮白河的高志远部，连遭敌人袭击，部队成批地散去，到达平西根据地的不足1000人。
这次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错误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对几万人缺乏实战经验的抗联队伍长途行军的困难估计不足;李运昌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九间房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正是这一错误决定，使得冀东抗日将士付出了惨痛代价，使得冀东抗日大业遭受巨大挫折。正如毛主席在当年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平西大撤退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为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以后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来平西整训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先后派回冀东，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和斗争力量。1939年的七、八、九月，在一年前暴动失败后隐蔽起来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利用“青纱帐”的时机发展游击战争，各县的小武装建立起来，原八路军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很快发展到1000人，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决定恢复地方工作，收拢部队，到年底又集中1400多人，重新建起3个总队。他们加上四纵留下的3个支队，组合成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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