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中国完胜告终。今年适逢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60周年,本刊特别选取其中一个战例,文中资料大部分来自印度方面,并对照中方资料写成,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1962年10月20日拂晓,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线同时对入侵印军展开自卫反击作战,其中东线主要反击方向是克节朗地区,盘踞当地的印军第4师第7旅瞬间土崩瓦解。解放军乘胜渡过克节朗河,突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直取藏南重镇达旺。尽管印军自1959年侵入达旺并经过长期经营将其变成重要的前进据点,但在克节朗印军被歼后,达旺的印军便如惊弓之鸟,于23日和24日大部逃往达旺河以南的西山口一线,达旺获得解放。就在解放军攻占达旺的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东线中国部队也集结在达旺河以北休整待命,暂停对印军的追击。
混乱的部署
听闻达旺兵败和中国寻求和谈的消息,印度政府不是想着就此罢手,而是谋求在军事上扳回一局。印军总部紧急抽调部队增援”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NEFA,即被印度非法侵占的中国藏南),由于担心巴基斯坦会借机对印控克什米尔发起攻势,印军不敢从西部调动师级战斗单位。只好从别的地方调兵。当时,以第4军第4师为主的印军东北特区作战体系沿从北向南延伸的两个山脊展开。第一道山脊的主要据点是靠近不丹的色拉(Se La),它的纵深防御依托是东面100千米外的邦迪拉(Bomdi La),它是第二道山脊的核心据点。在两个据点之间,还有一个小镇德让宗(Di-rang Dzong)。这三个地方遥相呼应,形成拦阻解放军南下收复失地的三道屏障。不过,首战惨败让印军总部惊慌失措,没法正确评估中国军队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发出的命令往往自相矛盾,朝令夕改。由于东北特区指挥官不断变换,印军原计划将第62、65旅的5个营设防在最靠近解放军前沿的色拉山口,却临时把第65旅(旅长G.M.萨伊德准将,G.M.Saeed)安排到德让宗布防,导致色拉守军只有一个旅,实力大大削弱。
从10月25日到11月中旬,中国方面按兵不动,只是不断向达旺增兵。印军也抓紧时间调整部署,因为达旺到色拉以及邦迪拉只有一条公路可以通行,两边多是险峻高山,兵力难以机动,印军认为解放军南下必定选择这条道路,所以印军第4师决定沿公路部署防御兵力,全力扼守色拉、德让宗和邦迪拉三个山口。本文的“主人公”--从南部卡纳塔卡邦贝尔高姆( Belgaum)调来的第4拉吉普特营就配属给驻邦迪拉的第48旅(旅长格巴兹·辛格准将)指挥。由于是仓促上阵,该部队连个正经营长都没有,只好由特里洛克·纳什少校(Trilok Nath)代行指挥权。印度兵役制度沿袭英国殖民时期的特色,过去被英国殖民政府列为“善战民族”的男子组成的单一民族部队被印军视为主力,往往被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比如我们常见的锡克族、贾特族、拉吉普特族和廓尔喀族部队等。事实证明,这种按民族划分部队战力强弱的方式,严重影响了印军内部的团结和士气,对作战指挥构成不良影响。当时,第4拉吉普特营有8名军官,18名士官和575名士兵。按照命令,该营将驻守邦迪拉山口左侧,而另一支印军--第1马德拉斯营将驻守山口右侧。10月23日,第4拉吉普特营刚赶到邦迪拉附近的新米萨马尔村(New Missamar),突然又接到命令,改赴德让宗北边,归入第65旅的建制。原因是新任印军第4师师长A.S·帕塔尼亚少将(A.S.Pathania)决定将司令部设在德让宗。这下部队乱成了一锅粥,再加上运输能力不足,有限的运输资源被争来抢去,运载量仅一吨的印军卡车一刻也不得消停,只能优先运送辎重物资。而比时解放军深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修好从后方到达旺的公路,各项应战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怜的印军将遭遇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印度兵的战场葬礼
印度兵的战场葬礼
致命的茶
最终,印军第4拉吉普特营大部分人马都是徒步前往德让宗。最先抵达的是P.L.库克雷蒂少校(P.L.Kukrety)指挥的D连,师长帕塔尼亚亲自安排他们在师部左翼设防,并要求三天内在距德让宗仅30千米的当西克普村(Dangsikpu)构筑好防线。由于行军路上需要跨过多条山脊和河流,再加上路况极差,30千米的路程,D连花了28小时才到达。到达防区后,拉吉普特人马上挖壕掘地,修筑工事,所携带的布伦轻机枪和3.7英寸口径榴弹炮也进入防御位置。接下来的几天里,D连亲眼目睹从克节朗河谷溃散下来的第7旅散兵游勇经过其阵地的狼狈样,连长库克雷蒂心里也忐忑不安起来,担心自己很快会步其后尘。不过让他稍感心安的是,由格萨尔上尉( Ghosal)带领的一个山炮分队就配属在D连阵地一千米外,随时能提供炮火支援。
接着抵达德让宗的是c连,他们奉命保护第4师师部。由于整个战场的印军部署都是东拼西凑,东借西挪的,第4师师长帕塔尼亚自己此时估计也头脑不清楚了,竟要c连抽出一个排由纳伊卜·萨贝达·兰吉特·辛格中尉(Naib Subedar Ranjit Singh)率领,去为格萨尔上尉的山炮分队提供掩护。就是这个混乱当口,第4拉吉普特营总算迎来了正式指挥官--布拉马南德·阿瓦斯蒂中校(Brahmanand Avasthy)。本来他的职务是去当第2拉吉普特营营长,可笑的是这个命令下达时,该营已经被解放军消灭在达旺。阿瓦斯蒂被认为是印度最好的军官之一,他本人也相当自负,走马上任后,先是指挥D连调整机枪和榴弹炮阵地的部署,然后又亲自给后勤官们训话,确保该营后勤保障有效。
第三个抵达德让宗的是奈尔少校(K P P Nair)指挥的A连,他们的任务是沿纽克马东小道行进,在3011高地东部设立据点,阻止解放军向德让宗后方迂回渗透。当然印军这一安排是想给自己安排一下后路,一旦弃守德让宗,A连也好凭借地利阻挡解放军一阵。行军途中,A连不得不忍耐三四千米海拔的高山缺氧,行进路线都是不到一米宽的羊肠小道,由于浓雾,能见度仅5米。本来印军还强征当地门巴人当挑夫,此时他们早就跑得没影了,所以A连只好自己扛着笨重的物资前进,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与A连同行的还有来自印军第6野战炮团的一个前沿观察分队,由查德里少尉(Choudhary)指挥。查德里明显是个新手,在一起行军时,奈尔就发现他很害怕,总是畏畏缩缩的,所以对他也不抱什么指望。11月12日,A连终于抵达3446高地。由于阵地附近植被太厚,根本没法燃烟为后方炮兵指示目标,所以A连可以依靠的只有随身携带的迫击炮。
期间,印军一个侦察分队曾在德让宗北郊的鲁古长村(Luguthang)发现了解放军的行迹,第4拉吉普特营营长阿瓦斯蒂马上命令距离最近的A连也派一个侦察分队和一名前沿炮兵观察员去打探。由于担心查德里太嫩出岔子,奈尔少校请示营部不用带炮兵观察员,理由是支援火炮目标还没有事先标定位置,查德里去了也没用。但阿瓦斯蒂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支巡逻队抵达目的地时,解放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巡逻队返回途中,查德里竟然要求停下脚冲杯茶喝。虽然巡逻队队长纳伊卜,拉伊·辛格少尉(Naib Rai Singh)很有意见,但由于自己的军衔与查德里平级,他没有绝对话语权,只得停下脚步休息。查德里这时似乎忘记了恐惧,死到临头还不忘优雅地享受,茶、糖、奶粉一样不能少,可还没喝到茶,士兵们正忙着烧柴煮开水时,解放军循烟摸来,轻松地消灭了这支印军,只有一个印度兵侥幸逃亡。后来这个笑话也在印军内部流传。
印度伤兵
印度伤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丢掉一个巡逻队后,印军决定再派一个加强部队到鲁古长村附近活动,这次动用了集结在德让宗镇内的预备队--第2锡克营一个连,第4锡克营和第2锡克营各一个排,共200人。巡逻队穿过鲁古萨那-基亚拉山口(Luguthana-Kya)向东北进发,计划爬到最高的山脊上面,便于搜寻解放军并伺机报复一下。但等他们抵达山脊脚下时,天色已晚,巡逻队决定就地过夜,并设置警戒哨和防御带。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机敏的解放军同样派出旨在搜寻印军的巡逻队。在发现印军又一股庞大的巡逻队后,解放军为求稳妥,便先潜伏下来,等到夜深才发起进攻。锡克人试图负隅顽抗,无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没抵抗多久,印度人在扔下63具尸体后,仓皇而逃,完全忘了自己是“善战民族”。
噩耗传到印军第4师师部,印军再次震惊。被打怕的印度人为占据主动,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派出巡逻队伍,这次轮到第4拉吉普特营,由纳伊卜·萨贝达·马尼·辛格少尉(Naib Subedar Man Singh)率领的一个巡逻队,在途经扎拉克普(Jal-ak Pu)时也遇上解放军。闻听消息,呆在3011高地的A连连长奈尔赶紧抽调手中的两个排去支援。可是战斗仍然是一边倒,由于解放军占据有利伏击位置,而且所持的AK-47突击步枪火力明显超出印军想像,早被解放军神出鬼没的作战技巧打怕的印军还是选择了逃跑,当然也留下不少同伴的尸体。
11月中旬,得知印度叫嚣“不惜与中国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后,中国中央军委决定给予印军更大的惩戒,中印边境战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面对呈线形的印军东线防御体系,解放军并没有沿着印度人的指挥棒转,从传统道路进攻色拉-德让宗一线,而是在门巴族向导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横插印军防线的道路突然发动攻击,将印军从色拉到邦迪拉之间的防线切为两半,截断印军从色拉的撤退路线。此时印军第4军和第4师的各级指挥官仍在继续讨论色拉到底该不该放弃,而阿瓦斯蒂指挥着第4拉吉普特营各连也是异常紧张,频繁在各连阵地间调剂兵力,力求躲过解放军即将发起的“红色风暴”。为了形成梯次防御,阿瓦斯蒂命令从卢布朗村撤退到2898高地的C连抽一个排去D连阵地,穆雷少校率领的B连则留守贡帕切尔,掩护营部。
11月16日,解放军从西北和东北方向对色拉发起试探性攻击,遭到印军第62旅的抵抗,但印军第4师师长帕塔尼亚不相信色拉能守住,遂下令第62旅尽快退往德让宗,并让第4拉吉普特营为后撤的第62旅提供掩护。没想到这道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了问题,第4拉吉普特营等到11月18日也没看见第62旅的影子,而在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拿下色拉,第62旅已经被消灭殆尽,旅长霍希尔,辛格也成为解放军枪下的冤鬼。得胜的解放军沿公路向南急进,直扑德让宗。
印军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守德让宗或邦迪拉。帕塔尼亚再次犯了“逃跑主义”。虽然此时中国人已经向德让宗开火,但以第65旅为主的印度守军有3 000人,如果决定抵抗完全可以抵挡一阵,可是他不顾一切地命令撤退。11月18日上午,第4师师部指示第4拉吉普特营撤退,然后营部也指示属下各连撤退。此时印军的命令都是撤退,军心不稳,何堪一战。在撤退时,第4拉吉普特营毁掉所有没法带走的东西,而在后退路上,部队建制完全紊乱,许多逃兵还夹杂着伤病员,还有好多因为大雪导致视力消失。到11月19日,解放军拿下印军最后一个堡垒--邦迪拉,印度第4师的最后一张牌--第48旅也完蛋了,第4师的正面抵抗就此全部结束。
印度伤兵
印度伤兵
喇嘛庙的战斗
当印军全线崩溃之际,第4拉吉普特营就如同一群无头苍蝇仓皇后撤,他们在抵达普利亚东后,眼前的道路出现一个三岔口,通往南面重镇莫兴(Morshing)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经过一座名叫“拉噶亚拉”(Lagyala Gompa)的喇嘛庙,另一条则沿着一条小河通向莫兴。有意思的是,印军在后撤途中往往慌不择路,随便拉几个当地人引路,其后果是当地人总会把他们直接带向解放军的埋伏圈。看到友邻部队吃过亏的营长阿瓦斯蒂犯了难,不知道怎么走,又不敢找当地人指路,最终他决定率领全营(此时第4拉吉普特营已建制解体,A连和D连与营部失去联系)取道拉噶亚拉喇嘛庙南逃。这座历史悠久的喇嘛庙坐落在一个山脊上,可以俯瞰整个莫兴河谷,也可以俯视第4拉吉普特营此时选择的撤退路线。印军要想爬到拉噶亚拉喇嘛庙,就必须先经过一块大平地,然后经过一片陡坡上到寺庙。当然谁要是先占领了这个喇嘛庙,山下的那块平地将是一片理想的屠宰场。
没想到机动灵活的解放军再次占得先机,一支500人的队伍已冲到第4拉吉普特营前面去了,其中一队人马已在拉噶亚拉喇嘛庙磨刀霍霍,恭候印军的光临。就在印军靠近喇嘛庙的时候,密如暴雨的子弹和手榴弹一下子把印度人打乱。拉吉普特士兵确实有勇敢善战的一面,虽然地理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没有仓皇而逃,营长阿瓦斯蒂收拢队伍,就地组织进攻。他在缺乏重火力的情况下将兵力分成两拨,从两个方向向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势。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双方甚至一度出现白刃战。几小时后,包括阿瓦斯蒂在内的126名印度官兵葬身在庙下的平地里。一个当地放羊娃刚好目睹了这场战斗,他后来成了拉噶亚拉喇嘛庙的首席喇嘛。据他讲,解放军在战后就地掘了大坑,掩埋了印度人的尸体,还用一个踩平的罐头盒写上战死的印度军官的名字。
听闻阿瓦斯蒂中校的死讯后,印军高层万分惋惜,被解职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甚至说:“假如有更多阿瓦斯蒂这样的军官,战争的结果可能会改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瓦斯蒂中校没有获得任何荣誉,他的遗孀苏什拉·阿瓦斯蒂夫人和两个女儿没有受到任何照顾。对于这段历史,印度人至今却保持着“选择性遗忘”,希望不再谈起那场令人沮丧的战争。
在营主力覆灭之际,与营部失去联系的A连则在奈尔少校率领下逃往萨帕尔兵站( Sappercamp),结果发现那里已被解放军占领。A连继续逃窜,经桑提(Sangti)朝腾加河谷(Tengavalley)进发,期间不断有脱离原部队逃亡的印军加入他们连,这支队伍不断壮大。离腾加河谷不远的时候,A连发现第1马德拉斯营一名士兵的尸体。印度人一下紧张起来,不知道腾加河谷此时到底在谁的掌控之下。在躲过一个中国巡逻队后,A连选择穿越难走的丛林,逃往不丹。逃亡途中,他们又累又饿,虽然丛林中也有野生动物可以猎取,但害怕枪声引来解放军,所以数日来只能依靠丛林钠树根和野果为食。这支侥幸逃脱的印军最终于12月3日抵达巴路克庞( Bhalukpang),此时A连已成为囊括拉吉普特人、锡克人和道格拉人等多民族部队。
而同样与营部失去联系的D连则在库克雷蒂少校的率领下自行撤退。抵达普冬(Phudung)时,他们发现那里被解放军占领。D连仓皇赶赴贾姆拉(Jamla),路上同样也不时有失散的印军加入他们,在侥幸摆脱解放军一次伏击后,这支队伍终于也撤进了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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