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3年， 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将田忌、孙膑率军救赵 ，趁魏国都城兵力空虚，引兵直攻魏国。魏军回救，齐军乘其疲惫，于中途大败魏军，遂解赵围。此种战略后来常为兵家所采用，称为“围魏救赵”法。然而围魏救赵真的成功解救赵国吗？
“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原典为“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根据度娘的解释，本指围攻魏国的都城以解救赵国。现借指用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它撤兵的战术。千百来年，这一计所展现的高超调动敌军之艺术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未必有多少人了解其真正含义。我们知道，此计出自两位战国时期的一流兵家之手：孙膑与庞涓。战争是双方相互合作，共同演绎的舞台大剧。因此，孙膑与庞涓都是领衔主演，而非孙膑一人的独角戏。
为什么会出现“围魏救赵”？或者说魏国为何攻打赵国？这要从两国的历史恩怨说起。
三晋之中，赵国与韩国关系最好，历史文献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双方都有大量人员在对方国家任职。赵、韩两国基本没发生过大战，而且经常结成联盟对抗他国。魏国与赵、韩关系则时好时坏，经常兵戎相见。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公子罃和公仲缓争夺君位，赵、韩两国出兵支持公仲缓，将公子罃围困在浊泽。结果关键时刻，赵、韩两国失和，韩国撤兵，公子罃趁机击破赵军，最终坐稳了魏国君位，是为魏惠王。虽然后来赵、魏之间也有合作，但魏惠王对此事难免耿耿于怀。
当时赵国在赵成侯的统治下国力强盛，《战国策》称其“举左案齐，举右案魏”。魏惠王一直在试图摆脱赵国的打压，但有时还不得不依赖赵国。公元前364年、公元前363年，秦国两次击败魏国，都是赵国前来救援，秦国才撤兵。公元前360年，赵国又帮助魏国攻打齐国。这也是三晋之间的传统，在对抗楚、齐、秦等大国时，三晋往往一致对外。
经过魏惠王的不断努力，魏国在对外战争中取胜的次数渐渐增多，魏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竹书纪年》载，公元前356年，鲁共公、宋桓公、卫成侯、韩昭侯朝于魏，这意味着魏国已经具有震慑诸侯的实力。同年，赵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赵成侯先是与齐威王、宋桓公会盟，随后又与燕成侯会盟。赵成侯不断和各国进行讨价还价与利益交换，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吞并卫国。魏惠王当然不想让赵国如愿，于是一场针对赵国的阴谋随即展开。
公元前355年，魏国献“荣椽”给赵国，这是一种极好的建筑木材。赵成侯大喜，随即大兴土木，建造了檀台。这一工程对赵国的人力和物力是一次巨大的消耗。同年，魏惠王和秦孝公在杜平会盟，随后秦、韩之间爆发激烈战争，到第二年，秦军攻下韩国安陵、山氏等地，并包围了焦城，直接威胁韩都新郑。赵国的这位老盟友深陷战争泥潭，在魏惠王看来，如果现在魏、赵交兵，那么韩国是无暇帮助赵国的。
公元前354年，齐国大举进攻燕国，结果齐军于泃水溃败。这场战争的背后也少不了赵国因素，之前赵成侯与齐威王的会盟，双方的利益交换应该就是赵国支持齐国伐燕，齐国支持赵国伐卫。不过，齐国没有想到自己会败给燕国。赵国却是旗开得胜，于此年攻取卫国两座城邑。这一年，楚国也陷入了一场战争。《庄子》中有一句话叫“鲁酒薄而邯郸围”，陆德明《庄子释文》解释说魏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救”，结果楚国因为鲁国进献的酒质量太差而攻打鲁国，一时也无暇他顾。
各主要诸侯国都已陷入战争，魏国似乎可以直接和赵国对决了。恰在此时，赵都邯郸突发变故。《竹书纪年》：“惠成王十六年，邯郸四曀，室坏多死。”“魏惠成王”是魏罃谥号的全称。《说文解字》：“曀，阴而风也。”邯郸应该是遭遇了一次超强龙卷风，结果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战国时期的建筑物多数是木制的，可以想见邯郸那无数亭台楼阁被狂风摧毁时的震撼场面，还有风暴过后的满城狼藉。魏惠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万分，这真是天助魏国！千载难逢之时，机不可失。于是发兵十万，兵围邯郸。
赵国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国，邯郸城也颇为牢固，大难当前，赵国上下倒是众志成城，奋力抗敌。魏军轮番猛攻，也未能攻下邯郸，只好于城外修筑工事，准备打持久战。赵国派人前往齐、楚求救，齐、楚两国的策略不谋而合，都是允诺救赵，但就是迟迟不发兵，坐等赵、魏两败俱伤。战事一旦迁延，不可测的因素就会越来越多。就在公元前354年，秦、韩之间的战争结束了。随后，秦孝公调集大军进攻魏国河西的军事据点元里，大破魏军，斩首七千，并乘胜攻取魏国河西重镇少梁。
此时魏国无暇顾及秦国，魏惠王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邯郸前线，公元前353年，邯郸终于被魏军攻陷。赵成侯突围而走，他相信楚、齐一定会出兵，所以继续坚持与魏军作战。楚、齐两国见时机已到，果断出手。《战国策·楚策一》：“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
《战国策·齐策一》：“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禽庞涓》对桂陵之战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当时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八万攻打卫国，攻打卫国的原因不详，估计卫国肯定做了对魏国极为不利的事，魏国才会在对赵战争还未结束之时派出重兵收拾卫国。齐国派田忌、孙膑率兵八万救卫。
在孙膑的策划下，田忌先派遣两员有勇无谋的将领攻打城小而兵多的平陵，魏将环涂率军来救平陵，里应外合，击杀两员齐将。田忌又派遣轻装战车疾驰到魏都大梁附近袭扰，这一做法极大地激怒了魏惠王，魏惠王令庞涓迅速破敌。田忌再派出多支小股部队去接应车兵，使庞涓误认为田忌本部兵马已经所剩无几。
所谓兵贵神速，庞涓要抢在齐军重新集结之前赶到田忌大营，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庞涓下令抛弃辎重，星夜兼程。结果齐军各路兵马都已按计划在庞涓的必经之路——桂陵集结并设下埋伏，最终“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庞涓”。
桂陵之战后，宋军、卫军会合齐军包围了魏国襄陵。秦国继续趁火打劫，商鞅率兵包围魏国旧都安邑，最终安邑降秦。魏国举国震动，开始修缮魏、秦边境的长城。同时魏国君臣也进行了反思：以一己之力对抗赵、齐、楚、秦四大国是否明智？这时的魏国环顾四围，只有韩国可以结盟了。韩昭侯及其宰相申不害都精于权术，他们也打算和魏国结盟来对抗秦、楚。于是两国一拍即合。
公元前353年，韩昭侯朝魏惠王于中阳。韩国自知国力不如魏国，因此尊奉魏惠王。公元前352年，魏惠王亲率兵马与韩国大军救援襄陵，大破齐、宋、卫联军。齐威王派人通过楚将景舍向魏国求和，景舍的大军就在襄陵附近，魏惠王顾忌楚军，于是许和，齐、楚撤军。至于景舍攻取的土地，魏惠王也就默认了，毕竟魏国现在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
公元前351年，秦国的商鞅又带兵包围了魏国河西长城的要塞固阳，固阳守军投降。同年，秦国攻取赵国黄河东岸重镇蔺城。考古出土了大量蔺城铸造的钱币和各类青铜器，可见其冶铸业十分发达。蔺城失守对赵国而言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魏、赵两国的势均力敌，秦国不断地趁火打劫，再加上唐尚、季梁等名士在魏、赵之间奔走游说，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魏、赵两国讲和，魏惠王和赵成侯在漳水之上结盟，魏国将邯郸归还给赵国，持续了三年的“邯郸之难”结束。
三晋之间的内斗结束，开始一致对外。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国，秦孝公被打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最后，商鞅亲自游说魏惠王，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彤地会盟，魏国罢兵。
随后，魏国又将兵锋指向了齐国，战争的经过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经难以知晓，但战争的结果在《竹书纪年》有明确记载：魏惠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齐国最初修筑长城就是因为晋敬公十一年以晋、越为首的诸侯联军攻打齐国，后来齐国在对三晋或越国的战争中，一旦处于劣势，就修缮长城。长城起到的防御效果还是很好的，以致公元前404年三晋逼迫齐国签订的和约中，专门有一条叫“毋修长城”。《战国策》记载这一时期的魏惠王“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一度雄霸中原。
让我们静下来心来逐一分析，还原这场历史大戏。首先，从整体上来说，围魏救赵，不是一记重拳，而是一套组合拳。孙膑是聪明，庞涓也不傻。如果围魏救赵真的是直接攻敌必所救，那未免太小儿科了。所以铺垫要做实，氛围要做足，假戏要做真。因而孙膑出了第一招：以最不会打仗的齐城、高唐这匹“下等马”对驻守魏国军事要地平陵的精锐部队这匹“上等马”，结果显而易见。
齐军首场大败至少带来了两个结果。其一，当然是麻痹了魏军。其二，不但麻痹了魏国本土的守军，更加麻痹了镇守国都的魏王与进攻赵国的庞涓。让魏王松懈思想、放松警惕；让庞涓策马扬鞭，更加放心大胆的进攻赵国。如此一来，齐国所收的渔人之利就会更大。因此，围魏救赵的第一战，孙膑实际上是通过“诱敌战”达到了“心理战”的效果，不但降低了魏国的战斗力，还使魏国的思想意识松懈。
我们再看孙膑的第二招：大军绕道直插大梁。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手虚招。诚然，攻敌必所救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可实施起来却有一个关键问题：敌所必救之处，必然也是核心之处，必然有重兵把守，急切之间，大军如何准时抵达战场，又怎么可能攻得下来？同时又如何调动敌军呢？就好比心脏是一个人的必救之处，人家一拳过来，必然要伸手阻挡一样。
妙就妙在第一战的铺垫，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放松下来的魏国守军，此时此刻，已成为那匹战力不济的“中等马”，按常理推算，是应该出动齐军的“上等马”了，但孙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战略不是攻破大梁，而是“围城打援”，吃掉“庞涓兵团”。攻破大梁谈何容易，即使攻下，要消耗多少军力，如何驻守等等，都是问题。
因此，攻城部队不需要真的攻破大梁，而是造成强敌压境的战略态势，在魏国上下还沉浸在第一战的胜利与喜悦之时，齐军就已经大兵压境，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与态势反差，迫使魏王下令庞涓回援。所以，攻城部队用的不是“上等马”，而是“中等马”对“中等马”。
据最新史料记载，庞涓并没有立即撤军，而是继续攻击赵国，并最终拿下赵国，说明他至少看透了两点。一是大梁守军未必不行，齐军未必就行，二是此时回军，必然遇伏。如果看不到这两点，他就不是庞涓了。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孙膑就是要他看到这两点，为什么？看到这两点之后，庞涓会加快攻打赵国的步伐，而赵国也会更加全力抵抗，两者之间的消耗会更大。最终得利的，还是齐国。因此，第二战是相持阶段。孙膑要做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强压魏王，逼他更急，二是想好自己的“上等马”究竟放在何处。
我们再看第三战，也就是桂陵之战。好不容易攻下赵国的庞涓，此时此刻既是骄兵，也是衰兵，成了一匹不折不扣的“下等马”了。他能想到之前孙膑会在回军途中设伏，就不能想到，现在回军，也会遇伏吗？经不住魏王的再三催促，摆在庞涓面前的，就是选择一条最快的行军路线回到大梁。
翻开地图，我们一目了然。大梁与邯郸，两点成一直线，而桂陵正好大致处于这条线上，是必经之地。而桂陵地势两边高中间低，是天然的伏击场所。想到了这一点，孙膑把主力部队这匹“上等马”摆在了桂陵道，专候专吃庞涓这匹“下等马”。最终决战的时刻到了，齐军大败魏军，并生擒了庞涓。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
看完了整个事件的脉络，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围魏救赵”的本质是建立在对各方态势的准确评估上所产生的军事行动，是一套集诱敌、心理甚至赛马在内的“联合作战体系”，而非单独存在，单独运用的一只手。这有点类似于“围城打援”，不是一刀致人死命，而是先砍掉其手脚，让它失去行动力，最终成为待宰的羔羊。
《三十六计》第一计“瞒天过海”当中，有这样的话语：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常见的现象与历史事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因为太常见了，太熟悉了，已经没有新鲜感了，所以我们不会去想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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