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逆罪是古代统治阶级眼中的重罪，谋逆是一种分裂和敌对行为，严重影响到皇权的稳固，所以不管是哪个家族坐上了皇位，都必将对谋逆行为零容忍，并严厉惩处，以儆效尤。正因犯此罪者通常都必死无疑，所以谋逆罪也成了奸佞小人构陷忠良最有效的手段。于谦，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于谦7岁的时候，一个得道高僧惊奇于他的相貌，对他说：“你日后必能成为挽救时局的宰相。”永乐十九年，于谦参加科举考试，因性格刚正，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最终能得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九十二名，差点名落孙山。
宣德初年，于谦被授任为监察御史，曾跟随明宣宗南征乐安，因痛斥朱高煦言辞激烈，厉声威严，宣宗十分高兴，对他刮目相看。回朝后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在巡抚河南，山西时，于谦微服走访民间，体会百姓疾苦，并敢于为民请命，甚至不惜得罪当朝权贵，严惩贪官污吏，但他这种行为也得到更多的官员憎恨和排挤，得罪了很多人。
宣宗时，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他们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之事都会被及时批复实行，当时朝野清明，天下安定。到了正统初年，三杨都已去世，太监王振依靠自己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开始专权乱政，擅作威福。
正统十三年，于谦担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瓦刺大汗也先率兵大举进犯明朝北疆，王振为一己私欲，鼓动皇帝御驾亲征。明朝精锐出征途中，王振朝令夕改，不知兵事而乱逞其能，导致明军在土木堡大败，精锐全部丧失，明英宗被瓦刺俘虏。
消息传到京城后，朝野震惊，文武大臣都掩面而泣，大家随后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办。由于明军精锐部队几乎被瓦刺全歼，京城也暴露在了瓦刺骑兵的铁蹄之下，很多大臣都主张渡江南迁，定都南京。
此时，于谦应声而出，大声呵斥主张南迁之臣，他认为京城是天下根本，一旦南迁就等于拱手把长江以北送给敌寇，势必会重蹈北宋覆辙。对于当时的情况，于谦建议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以及山东南京，江北等地的所有部队和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并说出了自己精密的部署计划。当时人心惶恐，大家都认为京城破亡是早晚之事，而于谦胸有成竹的说出补救措施后，大家都觉得他的计策天衣无缝，都逐渐安定下来。于谦也被郕王朱祁钰提拔为兵书尚书，总揽国事，组织兵力抵抗也先。
十月，也先裹挟明英宗攻破紫荆关，直抵京师。此时有武将建议避敌锋芒，于谦认为不可，他说国家破亡在即，必须当场痛击敌寇，方能增强士气，保全京师。于是他调兵遣将，将二十二万兵士合理分散安排在京城的九个门外，并自己带队亲自戍守一门，战前传下死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
最终，所有将士都被他的精神感动，深知此战不胜，只有死路一条，所有人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也先被击溃，一路逃回塞外。战后，新皇帝论功，于谦当属第一，皇帝要重赏他，但于谦坚决推辞。之后于谦在北方加固城池，分兵驻守，操练兵团，也先几次来袭都没有占到便宜，眼见无机可乘，就放回了被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
于谦为人性格刚强耿直，黑白分明，清廉无私，乱局稳定后，很多大臣开始花天酒地，大修宅院，出行衣甲鲜明，前呼后拥，于谦则自做官以来都是官服一套，瘦马一匹，同僚们都认为他是为博得好名声才这样做。
景泰八年，被瓦刺放回的朱祁镇在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的谋划下，发动宫变，重登皇位。于谦因得罪过这些人，被指控意图策划谋立襄王的儿子为帝，图谋不轨的罪名而下狱。在奸人的构陷下，于谦被处死，并弃尸街头，在抄家的时候，于谦的家里被找遍了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后来兵士发现于谦家的正屋被锁的很严实，认为必有重宝，但锁被打开后，发现满屋都是皇帝赏赐的蟒袍，宝剑和玉器等物，这些东西都是于谦为国家一生操劳，鞠躬尽瘁得到的赏赐，令在场者无不落泪。皇帝知道后也后悔不已。
弘治年间，于谦被追封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在民间，百姓都视他为民族英雄，常年祭祀不止。
于谦的一生忠直而无私，不畏奸恶强权，敢于主持正义，正如他自己写的诗《石灰吟》中描述的一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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