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是明初三大盛世之一，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国家出现盛世的局面。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明仁宗采取“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公平，与民同利。明仁宗之后，明宣宗朱瞻基继续推行仁宗时的政策，发展农业，赈荒惩贪，恢复经济。
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等执掌朝政，多有建树。这一时期，吏治清明，边防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比照西汉时期出现的“文景之治”，后人将这段历史称为“仁宣之治”
善于纳谏，宽松治国
明朝历史上的第四位皇帝是明仁宗朱高炽他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在明太祖时期便被立为燕王世子，于1404年被立为皇太子。由于要进行北伐及谋划迁都之事，明成祖从1409年之后便经常留在北京。于是，太子朱高炽奉命监管国事，直至1421年才跟随明成祖来到北京。
十几年监管国事的经历，让朱高炽了解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治理国家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为即位后巩固统治秩序奠定了优良的基础。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朱高炽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尚书蹇义等人的拥护下即位，第二年将年号改为洪熙，在历史上被称为洪熙皇帝。
针对朝廷政令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朱高炽在登基后便施行了很多减轻百姓疾苦、调节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方法，开始进行仁政改革。
他宽赦了建文帝时期的许多旧臣,接回了明成祖时期遭受连坐而被发配边疆的官吏家眷，洗雪了部分冤假错案，还恢复了一部分大臣的爵位，使朝廷内部的矛盾得到缓和;他任用贤良之臣委任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辅佐朝政。
他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对流亡者进行稳妥处置;他下令减免赋税：救助遭受灾害的区域，还将一部分山泽开放，便于百姓捕鱼狩猎，调养生息;他还推崇儒学，鼓励并嘉奖忠孝，同时虚心接纳劝谏。他曾赐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章，勉励他们进谏，令朝中渐渐形成一种仗义执言、毫无避讳的良好氛围。
所以，仁宗在位期间政治十分清明，朝廷大臣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仁宗也能择善而从。另外，为了保证比方人能考中进士，仁宗在科举制度上制定了“南六北四”的取中比例，这项制度从此被沿袭下来，直到满清时期。
明仁宗所施行的仁政，本质上是一种宽和政治，这恰好与那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和追求相吻合。所以，仁宗对混乱局面的治理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拥护。令人惋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仅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于1425年夏天得急病突然去世，终年四十八岁，后被安葬于献陵。
虽然明仁宗朱高炽在位还不到—年时间，可是后世之人对他的评价却很高，说他“在位—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明仁宗以仁政治理国家，为其后世的明朝君主守成创业提供了条件，所以他可谓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君主。
重用贤臣，息兵养民
明仁宗朱高炽去世后，其长子朱瞻基即位，改年号为宣德是为明宣宗。传说在朱瞻基降生的那天夜里，其祖父曾做了一个梦，梦到太祖皇帝赏赐给他一个大圭，上面刻有八个大字：“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在中国古代，圭代表着权力，太祖赏赐给他大圭，恰恰表明想把皇权交给他。
朱棣睡醒之后觉得此梦是一个吉祥之兆，蕴含着特殊的意思，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朱瞻基出生了。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恰好在孙子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他立即赶去看望孙子，看到孙子和自己长得很像，且充满英武之气，朱棣十分欣喜。
朱瞻基从小就非常聪颖，喜欢看书，很受明成祖朱棣的喜爱。明成祖在1407年专门让自己最信赖的大臣姚广孝给其讲读经书。朱瞻基勤奋好学、过目成诵，而且对古今朝代的兴盛与衰亡、安定与动乱的内容比较留心，并从中领悟治理国家的道理。
1413年端午节，宫里举行射柳活动，朱瞻基不但屡屡射中，且在其祖父当着众人的面刚吟出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后，马上叩首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可见，朱瞻基不仅具有皇祖父明成祖朱棣的英俊勇武，还具有父亲明仁宗朱高炽的机智聪颖，无怪乎明成祖常向人说：“他就是日后的太平天子啊。”
明成祖打算好好栽培皇太孙朱瞻基，使他成为和自己—样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所作为的君主。明成祖亲自率军征讨漠北的时候始终把朱瞻基带在身旁，教他怎样率兵征战，磨炼他无所畏惧的气概。这些对明宣宗朱瞻基日后御驾亲征帮助很大。
明宣宗登基后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藩王问题，因此，登基不久他便立即，开始整饬军队事务，为即将到来的征战做准备。之后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明宣宗亲自率军征讨，最终平息了叛乱，处死了朱高煦。明宣宗的另一位皇叔朱高燧也随之把兵权交了出来。如此一来，明朝初期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便在宣德年间被彻底解决了。
明宣宗之所以能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成功平息，彻底解决外藩问题，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外，还和他任用贤臣关系很大。宣宗身边有众多贤臣，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还有如于谦、周忱那样清廉贤德的巡抚。这些些忠臣良将的大力辅佐，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可以说，他们对促进“仁宣之治”的形成功不可没。同时，明宣宗在对内治理国家方面，采取了“停止用兵、与民休息”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他非常同情人民疾苦，积极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注重扶助农业生产，鼓励开垦荒地。
他在位时期，人民可以安定愉快地生活和劳动，生活有了保障，生产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及国内外贸易也获得了发展经济济的兴旺发达，促使明朝进入鼎盛时期，迎来了“仁宣之治”的安定繁荣的局面。
可惜，明宣宗于1435年便因病去世了，享年三十八岁，后来被安葬在北京昌平景陵。他的过早辞世确实让人感慨。尽管明宣宗只当了十年皇帝，不能和太祖创立基业及成祖拓新经营的功业相比，但他却是个能保持已有成就和业绩的君主。他承袭明朝开国六十年来的根基，奋发图强，勤勉治国，因仁德治国而使明朝迎来了“仁宣之治”的辉煌局面。
明宣宗朱瞻基是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也是明代很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作为守成之君朱瞻基几乎做到了尽善尽美。百姓从连年征战中解脱出来，得以休养生息，朱瞻基整顿军力，减少了大规模征伐，经济得到恢复，国力强盛。
减轻赋税，重视生产，朱瞻基也做得很到位。对于边境问题，朱瞻基平定了兀良哈叛乱，稳定了南安局势，终宣宗一朝，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战事，可以说国泰民安。是人都会犯错，皇帝也不例外，宣宗朱瞻基也做了一些不利于大明的事情，也给子孙留下了不少隐患。
宦官崛起
宦官从秦汉时期就存在，一直延续到了明清，由于身体残缺，心理大多不太建康，所以宦官乱政在各朝各代时有发生。唐末的宦官权力极大，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北宋则吸取前朝教训，对宦官管束较为严厉，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宦官乱政事件。
到了明朝，宦官从新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政治角力场中强大的力量。之所以宦官能拿到权柄，朱瞻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元璋在位之时，宦官是不可能发迹的，由于朱元璋明白宦官的危害，所以他设置的禁令，宦官不可以读书写字，宦官不可以干预朝政。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宦官就是伺候人的仆人，仆人就干仆人的事，权力跟他们压根没有关系。
朱元璋废掉了丞相，在大臣和皇帝的博弈中，皇帝明显成了劣势一边，强大的朱元璋可以应付自如，而他的子孙却无法应对来势汹汹的文臣。朱棣雄才伟略，上马统军下马治国的本事无人可比，但朱棣对繁杂的政务仍力不从心，于是内阁孕育而生。
在内阁成立的同时，朱棣还恢复了锦衣卫，开创了东厂，而负责这一系列事务的就是宦官。在帝王的培养下，宦官势力逐步形成。当然朱棣也同样对宦官进行了严格约束，一旦越界将遭遇极刑。
史料记载：“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
从开创帝业开始，之后的皇帝会越来越懒，朱瞻基思维敏锐，才智过人，但他同样不想没日没夜地处理公文。在内阁帮助的同时，朱瞻基也想到了宦官。一方面宦官可以帮助他处理公务，另一方面，宦官也可以帮助皇权克制文臣的势力。
于是朱瞻基设立了内书房，请内阁大学士教他们读书认字，在此之前朱元璋可是严令禁止宦官认字的。只是朱元璋早死多时，祖制这东西遵守与否，全是后人说的算。坏人不可怕，就怕坏人有文化，一个不认字的坏人的破坏力远不及一位文化修养极高的坏人，祸国殃民都不为过。
很快朱瞻基教宦官读书的恶果就出现了，王振进入了皇宫，并成功获得了朱祁镇的信任，随即土木堡之战明军大败，差点落得个亡国的结果。
放弃奴儿干都司
朱棣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永乐盛世，而这一切大多依靠战争来实现，朱棣五次北伐蒙元残余势力，瓦剌、鞑靼皆臣服在大明脚下。蒙元虽然早已不复存在，分裂成瓦剌、鞑靼、兀良哈等多个势力，但他们仍幻想恢复蒙古政权，从始至终威胁一直存在。朱棣北伐一方面收复大量土地，同样劳民伤财，经济受到打击，常年战争也让百姓痛苦不堪。
事情常常有两面性，没有绝对的利弊。朱棣发动的战争稳定了边境局势，国家空前强大，朱棣用事实证明了朱允炆不是个靠谱的皇帝，只有在他朱棣手中，明帝国才能走向更远。在挑选继承人的问题上，朱棣选择了朱高炽，这其中很大程度有朱瞻基的因素。
在很早之前，朱棣就十分看重孙子朱瞻基，并着力培养，北伐战争多次带着朱瞻基前往，让这个孙子学到了不少战场经验和统兵手段。在经历长期征伐之后，国家和百姓急需休养，就连军队也会厌倦日复一日的战争岁月，于是朱瞻基顺应民心，实行了柔和的国家政策。减缓了军事脚步，着力发展经济和生产，这是明智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看，朱瞻基也减弱了对边境的控制权，随即令瓦剌做强做大，也是有关系的。朱棣在拿下东北地区后，设立了奴儿干卫，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归附了明朝。卫所制度很多程度上保证了大明江山稳定。
永乐七年，朱棣设立奴儿干都司，不过由于路途遥远，远离大明核心区域，此地的控制者大多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明军对此的控制稍弱。而实际上这里已经是大明的版图范围内。奴儿干都司，东到库页岛，北面到外兴安岭，东起鄂嫩河，范围广阔。
到了宣宗时期，朱瞻基认为此地是苦寒之地，对于国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放松了对这里的控制，撤掉了大量力量。在朱瞻基想来，这可以帮助朝廷省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军费也可以节省很多，是百利而无一害。史料记载：“凡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皆停止，凡带去物件，悉于辽东官库内寄放;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俱令回京， 官军人等各回卫所着役。”
事实上，如果奴儿干都司一直在朝廷控制当中，之后的边境问题和后金的崛起可能都不会发生，既然朱瞻基放弃了奴儿干都司，那么他之后的皇帝们也同样如此。无主之地变成了少数民族的乐土，之后的辽东总兵总要花费大力气来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女真部族也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步壮大，慢慢成为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
自古至今，王侯将相争夺的主要就是土地和人口，不是迫不得已很少有人主动放弃土地。想当初后晋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了辽国，终北宋一朝都因此屈居人下，被迫花钱买平安。朱瞻基也无法与想到万历朝后金的崛起，这也许都是命运的裁决。
综上所述，好似朱瞻基犯下了多大的错误，而其实他对明朝的贡献更大，仁宣之治在历史上闻名遐迩。朱瞻基也是一代明君，我们不能因其犯下的错误而否定了其功绩，毕竟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但帝国的崩塌非一日之寒，但凡大明朝后面的君王能有老朱的霸气，小朱的傲气，也不至于落得子孙尽亡的地步。
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学过的一篇文言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里面讲的就是朱瞻基在位时的故事，他也被称为“促织皇帝”：“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或许朱瞻基仅仅是利用了宦官，仅仅是为了平衡边疆军费开支，岂不知“奉行者即为定例”，这也导致了后面的宦官之患，以及满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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