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日本学医，日记中常用外文记录西药名，几无拼写错误。鲁迅接触过的日医有池田由友、山本忠孝、久米治彦、顿宫宽、吉田笃二、高桥淳三、高山章三、古屋次郎、增田忠达、坪井芳治、樋口良平、冈本繁、滨之上信隆、秋天康世、菅又吉、今村九一郎、妹尾唯治、松井胜冬、奥田爱三、田岛护士等。有人讥讽鲁迅“亲日”，说他“有病总去日本医院”，其实鲁迅也是不得已。当时专业西医中，日医价格最廉，鲁迅曾写信向友人推荐须藤五百三，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
鲁迅晚年得子，周海婴幼儿时体弱，以1929年6月为例，鲁迅“同广平携海婴到筱崎医院”10次，平均三天一次，还不算医生上门诊治。同年9月，鲁迅在信中抱怨说：“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就诊于日医，既无语言障碍，且省花销，但鲁迅与日本文人交往多有不快。1935年6月，日本名作家长与善郎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面，鲁迅开玩笑说看到商店里陈列的棺材就想爬进去，没想到长与回国后撰文称鲁迅心理“凶险、阴暗”，鲁迅极为不满。
1935年10月，内山完造又介绍日本著名艺术史家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见面，野口说：“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鲁迅不同意，野口回国后也撰文歪曲鲁迅，鲁迅生气地写道：“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
至于须藤五百三，其父是杂货商或和服商，须藤的几位堂兄弟曾在上海经商。1893年，须藤考入日本第三高等医学校，4年后毕业，不久加入日本陆军，曾在朝鲜驻扎，1918年退役，时军阶已相当于中校。1918年，可能是因其堂兄在上海经商成功，须藤也到上海来开医院，须藤爱看书，有时一个月会从内山书店购入七八百日元的书。
鲁迅结识须藤，可能是内山完造介绍的，须藤与内山出生地很近，同属冈山县，距离仅有30公里，但二人关系似乎不甚密切，内山完造的弟媳内山松藻便不去须藤医院看病。须藤医院与鲁迅住处仅隔2。4公里，往来方便。须藤五百三曾给周海婴治病，据他称，海婴4岁起常“支气管喘息”，“(鲁迅)先生也很苦闷，回答说自己也闹不明白用怎样的方法好”，在须藤治疗下，海婴恢复了健康。所以自1932年起，鲁迅专用须藤，鲁迅去世前的3年间，鲁迅请须藤看病达150次以上。
1932年，有人指出须藤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该会由退役军人组成，有侵华倾向。周建人曾建议鲁迅换个医生，鲁迅说：“大概不要紧吧。”鲁迅视须藤为学长，二人一直聊得很投机。冯雪峰曾说，鲁迅非常精明，对与生命相关的事会反复考虑。从结果看，鲁迅选择了“用人不疑”。D医生突然闯了进来，1936年3月2日，鲁迅突然病倒，须藤判断为“支气管喘息症”，鲁迅极感惊讶，他此前从未发过此病，怎么会50多岁才得?
鲁迅卧床一个多月，惊动了宋庆龄，在宋授意下，1936年5月，鲁迅的好友、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不经鲁迅同意，直接带“D医生”登门给鲁迅看病。“D医生”是美国人，名托马斯·邓恩，是呼吸系统专业医生，茅盾充任翻译，邓恩表示鲁迅情况很严重，恐怕一年都坚持不了，史沫特莱潸然泪下。邓恩表示，鲁迅肋膜里有积水，需马上抽掉(须藤不以为然，延后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给鲁迅抽了肋膜积水，鲁迅病情迅速好转)。
邓恩表示，如调理好，鲁迅至少还能活10年，他建议鲁迅去日本休养一段时间。鲁迅曾认真考虑过此意见，他说：“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病)就会好得多。”冯雪峰登门时，见鲁迅桌上放着日本旅游手册。恰在此时，鲁迅昔日学生李秉中登门拜访，李后来从军，毕业于黄埔军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来劝鲁迅出国，表示这样就可以取消当年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不肯承认所谓的“通缉令”，且担心出国后谣言横行，最终取消了疗养计划。
茅盾曾问邓恩是否需要给鲁迅拍个X光片，邓恩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鲁迅后去日本医院拍了X光片，结果和邓恩的诊断完全一样。鲁迅对邓恩的医术大加赞扬，可生了病，仍然只找须藤，因鲁迅不懂英语，此外顾及须藤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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