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急速的国土开发，对濒临破坏的遗址的紧急发掘也随之急剧增多。这也是当今考古调查的一个特征。这种事态使得考古资料数量大增，另一方面的现状是，越发旺盛的发掘考察报告等信息普及也引发了考古资料信息泛滥的现象。这与日本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相当类似，这些问题正日渐成为当前的课题。中国当代社会正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城市，现代建筑使市容焕然一新，社会生活也随之改变。尤其是闹市区出现的快餐店，其景象与日本甚至美国并无二致，这也是近年来的变化之一。
建国后重大考古发现，神秘的周王陵
朝着IT社会的转变日渐迅速，城区的网吧随处可见。然而遗迹参观考察所到之处的农村地区或荒野一如往年般寂静，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同一国度的景象。这样的社会变化也对大学的机构组织带来影响。近似日本的所谓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中国也已开始采用。例如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相当于日本的考古学部。所设专业有：按时代划分的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汉—唐专业，以及古文字、陶瓷器、博物馆学、考古科学等。其组织庞大，拥有师资三四十名。这般规模已是日本所没有的专业大型的考古学教育机构。1998年，又新设为兼有文物保护与古代建筑专业的专业考古学教育机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又称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
考古文博院在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开设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其作用类似于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主导的COE(Center of Excellence)制度，是为建成高级教育研究机构而设的制度，并享有特别预算。另外，吉林大学考古系也利用该制度申请并获准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开展边境地区的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研究，并积极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另外，在1996—2000年，为科学断定夏商周年代而展开了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这是一项国家级工程。所谓夏商周三代，即中国最初的王朝夏朝、因殷墟甲骨文而得以确定的商朝以及灭亡商朝后建立了封建国家的周朝所存在的年代。这三个朝代的历史均记载于《史记》，然而其年代只有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后的纪年得以确认。之前的年代只能以相对的年代关系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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