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是个战略家，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般死读兵书，不堪大用。
之所以让人产生如此印象，无非就是马谡在防守街亭中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最终导致街亭失守，使蜀军陷入了军事上的被动。
为严肃军纪，鼓舞士气，诸葛亮不顾“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客观实际，直接来了一个略带表演成分的“挥泪斩马谡”。看起来是执纪严明，不徇私情，其实却是在为自己用人不当推卸责任。见诸葛亮悲痛，众将纷纷劝慰：“今幼常(马谡字)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痛哭耶?”不料诸葛亮却说道：“吾非为马谡而痛。……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大痛也!”
看看，刘备早就说过马谡“不可大用”，而此时的诸葛亮也终于“悔悟”了。前后对照，极尽渲染，这就很容易地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马谡的确是一个难托大事的无用之人。但问题是，以马谡自身之才能，诸葛亮却非要将其放到一个把关守隘打阻击的位置上，究竟是“大用”还是“小用”呢。
其实，纵观马谡的军事生涯和种种表现，也并非如刘备所说的“不堪大用”，而是不可“大材小用”。战略家的长处在于，通观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然缺点就是缺乏执行力，如果让其带兵打仗，阵前厮杀，分明就是弃长就短，自寻死路。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可比“汉之张良、陈平”一级的人物，因了诸葛亮的存在，在刘备眼里也就显现不出水平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说，临死还留下了“不可大用”的遗言，可谓是一棍子打死不偿命。
还好，尽管刘备先生有言在先，诸葛亮还是没有小看马谡。见“马谡高谈阔论，甚是爱之，愈加敬重”，但诸葛亮的这种关爱和重视，不是着眼长远和大局，喜爱马谡也仅供个人驱使上便利。如此一来，马谡也就只能当做冲锋陷阵的“鹰犬”、“走狗”来使用了。而这，本就不是马谡的长项。
说马谡是个战略家，并非凭空高估，全无根据。
想当年，诸葛亮南征孟获，临行之前，诸葛亮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唯独向马谡请教，可见马谡在诸葛亮心中的位置。见诸葛亮垂询，马谡站在宏观全局角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愚有片言，望丞相纳之：且蛮夷之地，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中国久矣;虽今日便破之，明日又复反矣。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复也。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亦速矣。若尽诛蛮夷种类，非仁人之心，又不可仓促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以服蛮夷矣。”此言一出，诸葛亮不禁大加赞叹：“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正是有了马谡的建言献策，才有了诸葛亮的“七擒孟获”的攻心之战，也才有了蜀国南方的长治久安。
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是马谡提出的建议，但如果让其亲自到南方征讨孟获，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如果仅此一事还不能说明马谡之能，而接下来的另一件事就更能看出马谡的长于谋略。却说曹丕死后，诸葛亮想趁此北伐，但畏惧司马懿掌雍、凉兵马，久后必为蜀中大患，因此想先起兵伐之，以绝后患。
诸葛亮考虑的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此一来，劳民伤财不说，还要走不少弯路。对于长途跋涉、远征北伐的蜀军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时马谡却献计说道：“不劳丞相张弓只箭……司马懿虽是魏朝大臣，而曹叡平素疑之。何不密遣人亡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说此人欲反;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使曹叡必疑，必然杀此人也。”此言一出，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诸葛亮立即安排得力人等依计而行，最终司马懿被削去兵权，赋闲在家，为诸葛亮北伐扫清了障碍。
从这两次的事件看，马谡的确是有大谋略、大智慧的。像这样的人，只要赋予合适的岗位，定然会发挥出相当大的能量。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马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将军那么简单。由此看来，马谡的“不堪大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刘备的压制和漠视造成的。而丢失街亭，显然是诸葛亮用人失察所致。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假若马谡犯的是教条主义错误，那么这个错误的始作俑者定是诸葛亮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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