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削藩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军队打仗,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斩获连连,却突然一个挫折,接着就是昏招连连,连战连败,最后败到一发不可收拾。说“削藩”,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鲠在喉。黄子澄曾宽慰他说:“汉景帝在位时,诸王也多不法,酿成七国之乱,可汉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反问他该怎么办,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先用德争取,再用礼规范,再不行就改封地,还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满意,赞道:“甚好,甚好。”而观朱允炆削藩,论开头,也可为“好的开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

朱棣起兵造反为何朱允炆屡次错失良机杀了他?

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

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将当年向朱元璋陈述的“五步走”连贯动作一气呵成,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噩耗连连,“主要对手”朱棣也紧张,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

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成为自己耳目,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接掌北平军权,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见,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五月,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入京朝见,又有大臣“旧话从提”,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再被拒绝。

最终放虎归山,归家后,为掩人耳目,朱棣开始“装疯”,成日疯疯癫癫,做病入膏肓状。

七月,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建文帝终下决心,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对这段“削藩”过程颇多非议,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先将朱棣削藩,而照黄子澄的方式,实为“先易后难”,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各藩国却被“得罪光”。

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

而在这之间,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他放过,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称之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细观其过程,朱棣两次觐见,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恰如齐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诸藩众怒”。

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黄子澄谏道“放归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而说到“先易后难”的削藩选择,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也是必然会采纳的。

但对照之前的汉朝“七国之乱”,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乱”,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错处”。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而这,恰是建文帝,及其“师傅”们最大的疏漏。

直到战争打响后,建文帝还反复告诫前线诸将,不要伤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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